历史记忆中的近代潮汕侨批与乡村社会——基于陈四合批局批脚陈顺荣的口述资料

摘要:本文通过对陈四合批局的批脚陈顺荣老人进行了两次深入的访谈,结合档案、族谱等相关背景资料,厘清陈四合批局运作的基本脉络,凸显批局在侨乡与海外华人社会之间的媒介作用。认为批脚的经历及其所见,呈现了与侨批档案互相补充的另一种集体记忆形式,本身就是一部侨批的历史,是地方乡村社会的历史印记,是观察中西交汇下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生态的窗口。
   关键词:口述史;侨批;潮汕;
   一、引言
   侨批是清代以来闽粤华侨的家书,主要分布在广东潮汕、江门五邑、梅州及福建厦漳泉和福州等地,具有真实性、唯一性、不可替代性、罕见性和完整性等特性。[1]多年以来,学界对侨批的记忆遗产价值、侨批的社会经济史意义、侨批与地域社会文化变迁、侨批汇款与经营的跨国网络等方面已有深入的研究,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也存在一些可以继续拓展的空间,如侨批整体研究成果突出,个案深度分析略显不足;综合讨论侨批的意义、网络等较多,以人物为中心的研究较少。2013年6月19日,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国际咨询委员会评审,中国侨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Memory of the World)遗产名录。如何在历史记忆的视野下,考察侨批与本土社会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潮汕地区是侨批最集中的地方,构成侨批档案的约17万份侨批中,潮汕侨批就有10万余件。潮汕专营侨批收发的机构——侨批局曾经兴盛一时,据1936年统计,汕头侨批业同业公会有会员商号75家,规模较小、没有加入公会的还有30 多家。[3]尤其是分发侨批的批脚数量众多,遍布潮汕各地,他们既熟稔地方乡土民情,也为村民所熟悉。他们长年累月来回奔波于侨批局与侨户的路上,在他们的记忆中,侨批意味着什么?侨批与自己的生活、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怎样?研究者能否从其记忆中重构近代以来地方社会的历史图景?鉴于目前对批脚的口述访问成果较少,[4]本文将在对批脚访问的基础上,结合其他文献,对上述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材料介绍
   本文所采用的材料主要是作者对陈四合批局的批脚陈顺荣先生的两次访问记录。2011年夏天,笔者在汕头市潮南区两英镇西新村发现陈四合批局旧址,访得批局后人、年届七旬的陈育彬老人。据称该批局系其曾祖云腾公所创,然未得其详。乃由陈育彬老人介绍,寻得曾在批局当批脚(潮俗称之为“客头翁”,即送批工友)的陈顺荣。笔者与洪东燕同学(韩山师范学院历史系2009级本科生)一起就陈四合批局的基本情况及批脚发批情况等问题,对陈顺荣进行了两次访问,地点在陈育彬老人家,时间为2011年7月21日与8月10日,访问时陈育彬也在场。
   陈顺荣老人粗识文字,能计数、算钱,据称这是做批脚最基本的要求。他自称87岁(虚岁),属牛,十二月十四日出生,即1925年生(阴历乙丑年十二月十四日)。他父亲也是一名批脚,较早去世。陈顺荣23岁(虚岁)时进入陈四合批局一直到公社化时期为止,共十年又三个月,时间为1947年至1957年间。在每次访谈的二三个小时中,陈顺荣精神抖擞,口齿清晰,虽有不少重复之处,整体上思路仍是连贯。对于1947年以前的故事,他强调并非亲身经历,而是批局创办者陈云腾曾经讲过的,或者是他听其他工友说的。
   另外,本文还运用了汕头档案馆、潮阳区档案馆的档案,以及《金瓯乡陈氏创遂堂族谱》,与口述资料互为印证。
   二、陈四合批局:发家的传说与经营网络
   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海禁,允许沿海商民出海贸易。自此至1949年,潮汕地区掀起持续的移民浪潮,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水手及其他贫民,纷纷前往南洋谋生。在专业的侨批局出现之前,有一种水客的职业,他们经常往来于家乡与海外,专门为华侨及其家属递送“信、财、人、物”。到19世纪30年代左右,以批局、银号、商号等承办机构为代表的侨批业正式出现并迅速发展,在潮汕及南洋一带尤为盛行。[5]侨批局是一种民间自发兴起、办理侨批业务的私营金融、邮政机构,在潮汕也称批局、批信局,江门地区称为银信局。
   陈四合批局是潮汕创办较早、规模较大的批局之一。批局所在地,旧称瓯坑、金瓯,现属汕头市潮南区两英镇,与惠来、普宁、揭阳等县市毗邻(见图1)。金瓯背靠大南山,清代大南山区系贼匪出没之地。大革命失败后,彭湃、方方等组织南昌起义军散兵及群众组织工农赤卫军,创建大南山根据地(跨潮阳、普宁、惠来三县)[6]。1933年6月19日,国民党军独二师张朝贵为围剿大南山区裉据地,设立南山移垦委员会,管辖两英圩、金瓯等18个乡村。1935年改称南山管理局。这个时期,金瓯乡已经是一个规模很大的村子,人口估计要数千人。陈顺荣老人还记得南山管理局局长薛汉光曾到村里一次性征集1000名壮丁的事: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十一岁吧,汉光这个人来瓯坑平乱(剿共)。他要征集1000个壮丁,年龄在18到28岁间,点完人后还差几个人,就往上推,征集了几个29岁的。他们要喝生鸡血的。
   批局的创办人陈云腾,被乡里人称为“老四伯”,早年是卖入印度尼西亚日里的苦力,期满后做了水客,为同去日里的乡亲朋友带回批信,每年一次往返,后来才慢慢经营批业。陈顺荣老人说:
   老四伯(即陈云腾)在批局的时候跟我们讲,当时他、我老祖父和四银叔被卖入日里,他们是叔伯兄弟。俗话说“日里窟,会得入,唔得出”,就是进得去出不来。就是说卖入日里后,必须做工做到期满才可以自由。他说在日里做到十年满,剩下来的钱还不到一块!出来后,就出来自己做。他就问同乡里的十来个人:“我要回去唐山(即家乡),你们要寄东西,在五斤内我便可以帮你们带,要是寄钱的话一两元就好”。当时要积蓄有三五年才有这一块、两块的,辛苦节约下来,带回唐山,让家里的妻儿过生活,欢喜一下。老四伯送完之后,再回日里去打工。
   过了几年要回到唐山,就再一次说“我要回唐山了,你们要不要寄东西或者是钱,再顺便带点东西回去?”他们就说”好哇,那就再帮我带一块钱回去……”就这样,老四伯帮忙把批带回他们唐山的父母后,再带回批过去。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做起来。当时生活艰苦,一年也就是来回一次而已,不能回来多次。这是老四伯当时讲给我们听的,那时赚钱是太辛苦了。[7]
   今日所见的陈四合批局是一座高三层、横五间的楼房,楼房两面环水,巍然耸立于老寨中,与周边低矮的房屋形成鲜明对比,三楼外墙依稀可辨金字“陈四合批局”(见图2),倒影横亘于水面。楼下的东边做厨房,西边一间小房放批信;二楼是办公场所,三楼供工友休息与娱乐。陈家后人说,陈四合批局原来开设在祠堂中,一开始业务并不大,只有一个工友,两间房子。后来因为有一个难得的机缘才迅速发展起来,最终成为潮普惠三地最大的批局之一。关于这一个因缘,陈顺荣老人反反复复讲了几次,可见此事对他的影响足够深刻:
   当时老四伯(陈云腾)在落难时,他们一家人就做生理(生意)仔,酿酒、卖鱼、卖红肉(一种小蚬肉)。揭阳成福兴、倪两兴、王记三个客头行在收杂港批,凑起来有四千万元的批。他们的头家(老板)来问老四伯说,批来了,批银还没来。你能不能先垫付,要是有的话,以后这三个字号的批就都给你发;没有的话,就给别人发。
   老四伯就到汕头跟茂发说这件事。茂发是老四伯同宗兄弟,在汕头开客头行。子元(老四伯的兄弟)听了就说好:这是桩大生意。随后,子元向汕头的大资本家借贷来发批,借期一天一夜,第二天就还上。如果没有这本钱,三个字号的批马上就给别人发了。
   这件事(垫款发批)传开之后,陈四合的批信就愈来愈多。一个人抽不开身来,就雇了四个工人发批;后来又叫了八个人。等到再后来收到陈振兴、明兴发、干华隆这三个字号的暹批,就发展到我们这一批,有30多个人,都是发长期的。那时候我要天天发批,要是可以休息一天是很高兴的。
   陈顺荣已经不记得这是什么时候的故事。一次来四千万元的批信,估计也是夸大其词的说法。重要的是,从接受这一条生意起,陈四合批局的业务很快发展起来。或者说这就是陈云腾发家的起端。其中的细节,将其当做一个传说或者神话来对待或许会更好。因为在潮汕地区的众多族谱或者口头传说中,经常会有某某人或因为神力、或因为机缘、或因为勤奋而发家致富的故事,每一个商人真正的“第一桶金”往往都是“不可与外人道也”。
   这个故事也说明,近代侨批进入中国,批信与批款并异步到达。特别是大额批款,其间要经过多种汇兑关系,或者被运作成商业资金周转,之后才兑现成批款,与汕头的批局结算,汕头的批局再将批款分发到华侨家属手中。批款的流转大略经过如下图所示环节,但具体的细节如何,作为最下层的批脚,陈顺荣并不清楚;由于缺乏资料,学界对此也尚未有较好的个案研究。
   由此,从事汇兑业务的汇兑庄与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南北行自然而然与侨批业有着密切的联系。民国时期,汕头及南洋各地,汇兑庄、收找店兼营侨批,或者批局兼营汇兑,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即使是单独设置的批局,其来往的批款也多由汇兑庄经营;规模较大的批局,往往也是势力雄厚的汇兑庄。如汕头的马合丰庄,既是汇兑公会的成员,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批局之一。在1933年的汕头第二次金融风潮中,马合丰庄运用各批局寄存的华侨批款39.7万元,代兑源大庄、成茂庄遗留市面的纸币,使风潮得以平息。[8]而南北行由于所需资金较大,也与汇兑庄有天然的联系,往往是规模较大的南北行都附设有汇兑庄,或与某些汇兑庄关系密切,比较典型的有澄海高家的元发行和陈慈黉家族的干泰隆。[9]因此,陈云腾通过在汕头的联号及其同宗兄弟,有条件在较短的时间内筹措到现款来支付批款。
   1947年,陈四合批局的业务已经很发达,需要更多的人手。这一年,陈云腾的二儿子陈钦江(又叫畅盛,人称“尖头翁”、老二叔、翁叔)叫陈顺荣到其批局工作,负责送批。陈顺荣说,陈钦江原在香港负责收批,回汕后就接管汕头陈四兴批局,后来他把陈四兴交给儿子陈梅溪管理,自己回金瓯乡打理陈四合批局业务,1978年去世。时至今日,陈顺荣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的情景,并一再强调,他并不是因为穷才去当批脚,而是因为老二叔信得过他:
   以前我和邻居一起种一亩半的甘蔗田,收成后榨了三担糖。那一天我要去批局,问他:这三担糖要放在哪里?他说:我们世代都是种田的,家里都放满粟了。我说,我家也都放满糙粟了,也没地方。他就说你家大人当时在做豆腐不是有几个豆腐桶吗?之后我就找出豆腐桶,足足装了四个桶,然后让他的弟弟顺亭挑到我家里,后就到批局工作。
   去到批局后,老二叔问我要不要去发批?我跟老叔说还没发过批,不知道要怎么做。老叔就拿出一些批对我说,这些批发到溪新、莲塘、大宅……到上下埔26个乡里,从此之后就开始发批。
  
   当时的批局分为两类。一类是甲种批局,即大批局,无论大批、小批均收,从不拒发。陈四合与开设于潮阳县城的刘喜合批局就是这一类,大批局一年四季业务都繁忙。另一类是乙种批局,即小批局,如“东门的陈庆发批局。他们是挑几张大批,平时只有两个人在发,最多也是年尾的时候就有三个人”。谈到在陈四合批局工作的情形,陈顺荣说:
   当时每天天未亮,翁叔就到我门口去叫“顺荣啊,可以吃饭了”。我马上在家里洗漱后,就拿个批袋去批局吃。吃完,翁叔就把批银分配好,从窗口里面拿给我们。我们数后,就背着批袋,拿把雨伞出门了,接着就按各家各户把批发出去。一般批最多的是十月开始快过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天天都有得发。久而久之,我就自己想了个办法,挑了一张比较大的批,把其他的小批放在他家里,让大批的人叫乡里的那些人到他们家去拿批,回批也放在那,以后我才回去拿。这样,我就不用太累了,不然那么多批是发不完的……
   陈四合批局批脚人数最多的时候有三十多人。岁月已经久远,但在陈顺荣老人记忆中,他还是说出了很多当时与他一起在陈四合批局发批的工友名字,这些人大多都是金瓯乡人:
   秉德、细狗、秋荣、林胜、昆发、阿古、秋元、顺清、顺亭、丰德、秉鸿、,秉仁、秉渠、木怀、桂钦、跃水、佳木、里垂、五弟、梁元、桂林、林发、春桂、木池、耳攀……大部分是乡里人,有几个是李厝的。公私合营后,秉德做了批局的经理。
   在访问人的一再追问下,他断断续续讲述出其中的一些人负责发批的路线,从这些遍市潮阳、普宁、惠来三县村子名字看,大致可以勾画出其时潮汕内地乡村与海外联系的脉络:
   住寨内的林胜,发上家、大宅、溪尾、胪岗、溪头……就是大宅这一路的乡里:
   秋荣伯,发胪岗过去这一路;
   我发的是汜水,就是赤港黄,再过去就是峡山的一半(洋内、东山、石尾歧、埔前子、东溪),直到林军草尾到港口;最远发到普宁安仁蔗山,来回要走三天三夜。
   峡山的英泉,发溪新,莲塘,沙溪,土溪,港堂到汕尾,到寨外林,就是“南前后英到沈前”;
   东门的佳木叔,一个人发整个和平,和平十八乡的批都是他发的;
   发谷饶这一路的就是南门的锦长、锦才和荣臻。
   潮汕批局中除了批脚,还有家长(掌柜)和财务。在陈顺荣工作时期,陈四合的家长就是陈云腾的二儿子陈钦江(老二叔)。老二叔每天的工作就是把侨批与批银按照线路的远近、钱额大小分配好,从批局一楼的窗口逐个交给批脚。他的业务十分娴熟,每次分配的侨批够刚好让批脚在一天来回。陈顺荣说,他们是不敢偷懒的,路上要是耽误一两个钟,回到批局就得慢一两个钟头。即使是刮风下雨,也得赶路,因此褡裢、竹篮、纸雨伞就是他每天必备的用具。老二叔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鉴银。通行大洋时期,批局所发批银,每一个银元都须经过他的鉴定。陈顺荣对老二叔鉴银的本事一直赞不绝口。陈四合还有两个财务,负责到汕头陈四兴送回批及拿回侨批、钱银,每天一个出发,一个回来。
   陈四合发的侨批以暹罗批居多。此外还有杂港批,包括实叻、槟榔屿、吉隆坡、日里、马来西亚。暹罗批大都来自明兴发、陈振兴、干华隆这三个字号,他们也都是姓陈的,彼此间互相照顾。陈四合批局除了发侨批外,还经营织布厂,一共有十多只机器在织布,织成后挑到普宁流沙去卖。
   根据口述资料,并根据其《金瓯乡陈氏创遂堂族谱》,可以整理出陈四合批局的基本网络,图示如下(见下图):
   1956年,批局的创始人老四伯陈云腾丟世,恰逢新中国实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陈四合批局与其他潮汕批局一样公私合营,归中国银行管理。经地方政府政审后,陈顺荣继续在批局工作。由于工资低,他很快就自愿不做:
   解放后,政府还去查探我的底细,看家里的情况,如亲戚是不是地主、妻儿是否老实安分、家里人怎么样等等,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便进去发批的。但一个月的工资才30.5元,当时一百斤山草都要20元。一个月也就差不多是买两百斤山草,很没有赚头。家里没钱,所以就主动离开了批局,去种田,一直种到现在这个岁数。
   三、发批时所见之潮汕乡村社会
   在陈顺荣的访谈中,经常会提及分批过程中发生的故事,其中有苦也有乐,也偶有惊险。这些故事,是观察近代潮汕乡村社会的一个窗口。
   (一)侨汇的种类、额度
   民国时期,币制混乱,潮汕地区尤其严重。后来,国民政府实施币制改革,禁止现银交易,推行法币,潮汕城乡各地不但有政府发行的纸币,还通行港币以及私人商家发行的小额纸币,中共大南山根据地也有发行纸币。这些都表现在批脚发放的批款上。可以说,侨批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近代货币史。对此,陈顺荣老人说:
   我父亲那时在合兴发批的时候就是发龙银。他们以前挑一担最多就是只能一千元左右,一元有七钱重,一千元就有70斤,不能挑太多。
   我开始发批时发国币,平时一般装半袋子钱就够,年末就得背两袋。国币越来越小后,政府就发了几种钱,有五种,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商业银行,还有农民银行。这几种钱又变小后,就发了一种金圆券,那时就只出五元以上的。但是五元太大了,一元就可以买两斗米,又没得找零。
   乡里一些商铺也有发行纸币,发行1毫、2毫,最多到5毫。他们不敢发行一百元的。因为那样他们很多现金,以备给别人兑换。
   红军住在上边(大南山),他们发行“裕民券”,就让我们发批的时候发这种钱。但是在潮阳没有人要使用,我们还是发港纸。后来被他们发现了,当时批局里还剩很多港币都被拿走,这一来,批局又元气大伤了。
   小额的批款由批脚直接分发,如果数额较大,例如上千上万的钱来,一般就会通过银行。批局把汇单送给收汇人,收侨汇的人带汇单,与汕头陈四兴的人一起到汕头的银行验收,就可以领钱回去。一张未兑现的汇单在批局最长可以保存十年。十年一过,就自动失去效用。在陈顺荣眼里,一张200元以上就算大批,接下来就是100、80、
   70、60、50元的。
   在斗地主的那时候,如果寄太多钱了,也会被当地主。后来收到大批时,我就秘密让他们写成两张,一张小批十元、二十元的拿给农会看,另外一张大批一两百块就秘密发给他们,就是怕寄太多,被没收了,怕人家饿死啊。
   公私合营后,一开始是侨批每一百元就发42.7元给侨户,剩下的给批局银行和批脚发工资用,这价钱持续有十几年了,就是在文革时最低降低到36.8块。所以后来有些华侨就改寄糖油豆米了。
   (二)意外事件
   批款的安全是批局的头等大事。“对于收寄批款后,批局即对之负有完全责任,无论天灾兵火,逢盗遇劫,批局都必须绝对负责”[10]潮汕侨批历经多年运营,在政府、批局及批业公会、各收批乡村之间已经逐渐形成成熟的保障制度。简单说来,就是属地负责制,哪个地方发生批款被劫案,该地须负责缉拿凶手及赔偿。就目前的资料看,这一制度得到了严格执行。虽然民国后期,地方不靖,批款遭劫时有发生,仍未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例如,1949年7月12日,汕头陈四兴批局曾经向汕头侨批业公会报告一次遭劫事件,损失港币2525元。从公函行文的语气看,此事似已得到妥善解决。兹全文照录:
   迳启者。兹据敞局南山区金瓯分局报称,本月十日派遣分批工人陈炳松,携出华侨家批银项,沿向大长陇一路分送。讵行至许厝乡达大长陇交界地方,突有匪徒二猛手中各执手榴弹一枚,上前声称查私,制止炳松行动,合力用绳绕套炳松之颈,推使窒息,将所有侨信及批款全数劫掠而去。时在上午十点钟左右,途上并无行人。惟当场情形仅为大长陇一牧牛小童所窥见。及后炳松回醒,返局报告。查计被劫去信贰拾贰封,并现款港币贰仟伍佰贰拾伍元。当由敝分局即时至发生地段,分向地方绅耆报告备查,一面驰报前来。据此,查本业关于道途间批款被劫成案,向有规定例章,以资保障。今不幸实事发生,相应将被劫经过情形函报贵会存卷,并请录案依章办理追归所失批款,以维我业而保公益。临楮不胜翘盼待命之至。
   此致汕头侨批业同业公会理事长魏
   会员汕头陈四兴批局缄报启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十二日[11]
   这一案件,发生在1949年7月10日。陈四兴批局金瓯分局(即陈四合)损失巨额批款合共港币2525元,只需要“分向地方绅耆报告备查”并向汕头侨批公会报请“录案依章办理追归所失批款”,因为“本业关于道途间批款被劫成案,向有规定例章,以资保障”。这个时期,刚好是陈顺荣老人在陈四合批局工作的时间,按道理他应该
   有所耳闻,但他终究对这一案件没有任何记忆。对当时的治安环境,他说路上抢劫是经常的事情,比如有些妇女在晚上看戏的时候,耳环就很容易被抢;但抢批款很少。在访问者追问下,他终于记得陈四合批款被抢过两次:
   有一次,秉德骑车去马闸分批,在市竹埠就被抢匪拿刀割破自行车的内外轮胎,抢了批银后就逃到山上。他马上到马闸报案,那些派出所所丁就马上拿长枪到山上去追捕。后来没抓到,虽然批银被抢,但马闸政府把批银赔偿给四合批局了。
   水合也被抢过,在下桥时被抢。其他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
   陈顺荣自己在发批的时候,曾经碰过一次抢劫事件,幸运的是并非抢批款。他说:
   有一次是在溪尾李厝,有人去抢李厝李元兴的布厂。我身上挑着两袋钱,上面还叠两瓶腐乳。要过大宅时就被人叫停,不肯让我过。我说我是批局发批的,他们说知道我是四合的,要我等他们抢完布厂的东西后,等会儿再过。后来他们抢完就都走了,没有抢我身上的批银。
   有一次我发到石桥头的时候,当时有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欲来抢我的批银,附近有个老人就骂他,他也就不敢了。
   陈顺荣以活生生的例子诠释了民国时期潮汕地区侨批款安全保障机制。这一制度不但为政府、公会、批局所遵循,且已经内化成为侨乡人民奉行不悖的社会伦理道德,这对于客观评价民国地方社会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三)日军侵汕后的潮汕乡村
   1939年6月22日,汕头沦陷。日伪当局为了切断南洋侨汇对国统区的支持,强化对侨批业的控制,只准许批局在日占区内发批,对日占区外的批款予以没收,对批信或销毁或退回,南洋地区通往国统区的批路至此中断。汕头陈四兴批局与金瓯陈四合批局相继停业。陈云腾一家被迫转行,又操起卖鱼的旧生意。另有一些南洋潮属批局为了打破日伪封锁,历经风险开创了一条由南洋经芒街(属越南)、东兴(广西防城)再到潮汕的秘密汇路——东兴汇路,勉强维持国统区的侨批分发工作。[12]
   1944年12月,日军攻占金瓯乡所在的南山管理局,但无力再进,日伪、国共等多方势力在此呈犬牙交错状态。日军在潮阳、普宁一带大肆烧杀抢掠,许多村子被迫一夜之间“散乡”。到了1947年陈顺荣开始发批工作的时候,一些村子仍然是荒无人烟。陈顺荣老人提起当时目睹的情景,一脸满是悲戚:
   当时正月初二,我走到牙坩寮时,还差四张批未发。那时,牙坩寮分为两个乡,一个被日本拆毁,没有乡里了,只看到一条路痕。路上又没有人可以问,刚好发现还有一个乡没有散,于是就发了三张。收批的人欢喜得如“月跌入土”,说难得初二就有批送上门,要专门煮橄榄丸给我吃,还有煮鸡蛋。最后我只吃了一碗橄榄丸,没吃鸡蛋。
   有一次我发批走到西港。村里的房子都还很新,但是只有一条小路可以走进去,其他的都还长草了,巷子里也没有人。我找到一位老婶婶,问为什么这里人烟这么少。她说,村里的打锡铺九成多都倒闭。因为以前船路都停了,没有销路,只能活活饿死。现在虽然船路通了,但村子只剩下300多人了。连火油火柴都买不到,只能像古时候一样击石生火。
   陈顺荣老人自己也碰过日本兵,被抓去当苦力。每次一提到鬼子,陈顺荣老人都咬牙切齿的:
   我有一次被日本人抓去挑子弹,一担有300多斤吧。经过后坑、东门、成田、沙陇、下湖、林樟。当时还下着雨,就被抓去扛箱头。箱子大概装着与砖头一样的东西,要过一些水沟,由于一前-后,脚步不一致,就摔倒了,箱子里的砖头都倒出来了,马上就被日本人毒打了一顿。日本人太残酷了,吃又没得吃,帮他们干了活还得挨打。
   (四)潮汕乡村与海外的血肉联系
   近代以来,潮汕地区青壮年出洋谋生者众多,家乡中遗下父母妻儿,其生活大多依赖侨汇。批银主要用于维持日常生计、小孩读书,或者作为小孩往南洋的路费。侨眷生活大多困苦,在没有批银救济的时期,有的不得不上路乞讨。专门递送财物信件的批脚被侨眷们视之为亲人,他们是潮汕乡村与海外联系的见证人与亲历者。
   访谈中,陈顺荣老人一直强调,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发批的人是不会挨饿的。送批时,都会受到收批人热情款待。有的还会煮汤丸,放两颗鸡蛋,鸡蛋吃不完就放在褡裢带回去。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老人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表情:
   有一次,给一个老妇送去10多块的批银。她一定要让我在那吃饭,还把我的雨伞藏了起来。我说,我手里还有一个200元的大批,可以去那吃。但那妇女坚持说,我儿子已经有十年没寄批过来了,见刭了批就相当于见到了儿子,你就在这里吃吧。那一次吃的只是过一下热水的春菜。分批人,寄批人,生活同样是辛苦,没得吃就只
   能饿着,赚钱难呐…
  
   侨眷们对批脚的热情,也寄托着对远在南洋的亲人发财致富的期望,以后侨批可以像“割韭菜一样,按批按批割”。收到侨批后,便送小孩去读书。
   有一次,有一张普宁洋尾子的批。只有十元,路很远,当天回不来,我不肯去。最后还是翁叔说服我去。去了才知道,他家的小孩当时没钱读书,写信到南洋问有没有钱资助其读书,但是那边只寄了十元国币回来。我到的时候,主人不在,隔壁人家说他们去“堵大路”(即乞讨)。他们去借去乞,供儿子读书啊。
   读不下书的小孩也往往由熟人、亲人再带去南洋,潮汕的华侨也就这样真的像韭菜一样一茬一茬地长出来。
   我记得在郭厝寮发批给一个日里客的女人。她生了四个孩子,两个大的在家,两个小的一个背在身上,一个牵着,到处乞讨。我发批给她的时候,她问我要喝粥还是吃饭,我说吃过了。她还是说:客头叔分批时不能挨饿。我便回答说,发批的人是不会饿到的,我发到哪,哪都可以留我在那吃。后来她有个亲人从日里来,把两个大的孩子带过去日里帮忙。想不到的是,自从那两个孩子到日里后,店里的生意日益见好。三年后,店主就对那两个小孩说,给你们俩兄弟分红,要是我赚一百元就分给你们十元,一千的话就分给你们一百。俩兄弟后来到暹罗运米到实叻去卖,赚了很大一笔,实在是有财气。
   对于这些故事,陈顺荣老人常常唏嘘不已。这些故事中,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侨批对于潮汕乡村,不仅仅具有经济意义,更是血浓于水的亲情纽带。一纸侨批,把家乡亲人与海外华侨的心紧紧系连。
   四、结语
   通过对陈顺荣老人的访谈及阅读相关背景资料,基本能够厘清陈四合批局运作的基本脉络,凸显了批局在侨乡社会与海外华人社会之间的媒介作用。我们强调侨批是人类历史难得的记忆遗产,是华侨华人和迁出地侨眷共同的集体记忆文献,书信维系着华侨华人与故乡亲人间的情感,侨汇是侨眷生活和侨乡发展的经济命脉。每一张批信的背后,有着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承载着数百年来海外华侨与侨乡本土人民血肉相连的关系以及天然淳朴的感情;当然也凝结着无数送批人辛勤的汗水。
   对这一集体记忆,或许不同的个体对侨批的理解会有所差异。在陈四合批局批脚陈顺荣的叙述中,他对侨批的记忆是非常具象的、鲜活的、生动的、充满感情的,仿佛就是昨日刚刚发生的事情一样。作为送批人,每天耳染目睹,倍感生活之艰辛,人情之可贵,悲天悯人情怀油然而生。在访谈中,他一再脱离访问者提出的问题,自然而然地谈起他对生活、对生命的理解和认识。他说,说生活辛苦,做人需要刻苦,潮汕俗话就说“刻苦方能成祖”。在送批的路上,一些能做的好事,他就顺手做了。有一次,他见到一个赤身裸体的老妇冻死在路上,他身上只有一件衣服,但还是脱下来盖住她的脸。他一直说,富贵凭命,若是自己没本事,我们可以靠儿子,儿子不行可以靠孙子,“海水阔阔云开日头贵”,穷不过三代,不可能总是穷下去的。他的悲天、悯人、怜己,以及他的坚持与无奈,是无法在一纸冰冷批信上可以读到的。可以说批脚的经历及其所见,本身就是一部侨批的历史,也是地方乡村社会的历史印记,是观察中西交汇下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生态的窗口。
   在历史研究中,口述史资料的价值已得到学界的承认。陈顺荣的口述呈现了与侨批档案互相补充的另一种集体记忆形式。在本文的口述资料中,时间、地点、人物等要素存在诸多自相矛盾之处,自然需要作进一步的考证及分析。对于侨批研究而言,目前难以见到有关批局的回忆录、日记、账本,故宜加紧对现存的批局工作人员进行口述访问,再通过不同口述资料的比对,对客观重建侨批史实必然大有裨益。相信把口述史资料、档案以及侨批原件结合起来,有助于将侨批研究提升至新的层次,这也是“后遗产时代”侨批研究的重要课题。
   □陈海忠
   摘自《侨批文化》2017年第2期(总第27期)
  
  
(录入日期:2018年8月14日)
w 汕头市委书记方利旭到侨批文物馆调研
w 中国名家画院副院长梁德洲参观侨批文物馆
w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所长张春旺参观侨批馆
w 汕大学生参观侨批文物馆
w 厦门市思明区侨联主席苏枫红等一行到侨批文物馆参观
w 陈克湛先生捐赠的昔年南洋华工“猪仔钱”吸引前来侨批文物馆参观的海外学子
w 新加坡克信女中的学生由老师带领到侨批文物馆游学
w 印象侨批
w 侨批就是诚信的代名词
w 陈云腾的产业档案
w 侨批“富矿”的“开采”向纵深掘进
w 梅州侨批尘封的“下市话”轶事
w 品读“天一”侨批
w 可贵的开端:馆藏侨批的解读研究——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资料丛编》出版
  • 泰国沈桃仁寄广东澄海沈树然侨批
  • 泰国沈桃仁寄广东澄海沈树然侨批
  • 泰国沈桃仁寄广东澄海沈树然侨批
  • 泰国沈桃仁寄广东澄海沈树然侨批
  • 泰国沈桃仁寄广东澄海沈树然侨批
  • 泰国沈桃仁寄广东澄海沈树然侨批
  • 泰国沈桃仁寄广东澄海沈树然侨批
  • 泰国沈桃仁寄广东澄海沈树然侨批
  • 版权所有 

    汕头经济特区报社大华网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金新路99号
    电话:0754-88633440 传真:0754-88910196
    地址:汕头市金湖路玫瑰园29栋西座五楼
    电话:0754-88629150 传真:0754-88328611
    粤ICP备05098359号

    粤公网安备 44051102000134号


    本网链接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