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侨批学术观点及其对侨批研究的价值

[摘要]侨批是早年移居海外的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渠道寄给家乡眷属的书信和汇款合称,侨批文化已是潮学研究的一项深具特色的重大课题,饶宗颐先生是侨批文化研究之首倡者、奠基者,他独具慧眼发现了侨批的价值及侨批研究的意义,提出了许多关于侨批的观点,推动了侨批的征集、保护和申遗与研究工作。但目前海内外的有关侨批的研究中,缺乏对饶宗颐先生的侨批学术思想及其价值进行总结和归纳,作系统、全面的综合性研究。本文以饶宗颐与侨批为切入点,试图探讨饶宗颐先生关于侨批的学术观点和论述,更加全面客观评价饶宗颐先生对对潮汕侨批的搜集、整理、研究的超凡功绩以及贡献与价值。
   [关键词] 侨批文化;学术观点;学术价值;饶宗颐
   侨批是早年移居海外的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渠道寄给家乡眷属的书信和汇款合称,也称“番批”或“批信”,作为一种地方文史资料,是当时历史的真实纪录,所以潮汕侨批是珍贵的民族记忆遗产,是民间档案的瑰宝。[1]侨批文化已是潮学研究的一项深具特色的重大课题,对保存侨批文物,推动潮汕移民史及侨史研究,具有深远的意
   义。饶宗颐先生是侨批文化研究之首倡者、奠基者,在关注潮学研究的同时,他以其敏锐的学术眼光,独具慧眼发现了侨批的价值及侨批研究的意义,将侨批纳入学术文化视野,利用一切机会在国内外各种场合宣传侨批,阐述他的侨批学术观念,以崇高的学术声望推动了各界更加重视侨批的征集、保护和研究工作,为今天进一步挖掘侨批价值奠定了基础。下面从侨批文化研究学术史的角度,综述饶宗颐的侨批文化学术观点,分析饶宗颐侨批学术观点在侨批文化研究领域的开启之功。
   一、饶宗颐其人及其侨批研究
   饶宗颐,字固庵,号选堂,一九一七年六月生于广东省潮安县,幼承家学,自学成家。自十八岁起,即崭露头角。此后他在将近五十年的漫长的岁月中,在学术探讨的许多领域里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至今不衰。饶宗颐先生以世界性的眼光,缜密的方法和深厚的功力,潜心研究,早年曾经在广东省通志馆专任纂修,潜心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先后在无锡国专、广东文理学院、香港大学、新加坡大学等大学荣誉讲座教授,其治学领域十分广泛,造诣颇高,被誉为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治学范围广博,在敦煌学、简帛学、史前文字学、经学、宗教学、历史学、目录学、艺术学、楚辞学、潮州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中出类拔萃,卓有建树[2]。
   饶宗颐先生作为潮汕人,潮汕文化哺育了饶宗颐先生,而饶宗颐先生不忘故土养育之恩,不遗馀力地回报家乡,对于乡邦文献之学和历史文化艺术,倾注了大量心血,对潮州的乡邦文献如数家珍,大力发掘、传布和弘扬潮汕历史文化,其为家乡文化做出最重要贡献是倡导建立“潮学”。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饶宗颐先生就继承父志,补辑完成了《潮州艺文志》,此书是首部潮汕艺文方面的著作实录,成为后人探索潮汕文化学术的重要文献。[3]
   抗战胜利后,饶先生曾担任广东文献委员会委员,并任总纂,在此期间,主持完成20册的《潮州志》编撰工作。此后,饶宗颐先生致力于潮汕历史文化研究的倡议,在海外潮汕华人社团的推动下,在岭南掀起一股“潮学”研究的热潮。正是在饶宗颐先生的倡导下,1993 年12 月,“第一届潮学国际研讨会”召开,这也标志着潮学的正式建立,目前,“潮学”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课题。
   饶宗颐先生对新发现的史料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在关注潮学研究的同时,以其敏锐的学术眼光,意识到侨批在潮汕侨乡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饶宗颐先生等学者将“侨批”纳入学术文化视野。尽管在《潮州志》出版前,有两部重要的著作涉及侨批。第一部著作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1937年完成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第二部著作是1943年由商务书馆出版的姚增荫撰写的《广东省的华侨汇款》一书,但相对于上述两部著作,《潮州志》可以看作是继陈达、姚曾荫之后对侨批进行深度探讨的著作,是侨批研究的最早开拓性著作。《潮州志》给予侨批相当重要位置,其中《实业志》将“侨批业”列为潮州四大商业之首,翔实记载了与侨批相关的金融、邮电等行业,这成为深入研究侨批的基础性资料,对侨批以及与侨批相关的金融、邮电等均有细致的调查和考据,更加关注到侨批运作的深层次机制和特质,给予相当的篇幅予以阐述,特别提供了1946 年的“潮属批业商号”和“潮州帮在南洋各地批业商号”的各种调查统计数据,对为今天研究侨批提供了宝贵的一手史料,为今天进一步挖掘侨批价值奠定了基础,[4]因此《潮州志》一直被被视为侨批历史研究的最早最系统的参考资料,成为进行侨批研究借以为立论的根据,饶宗颐先生的侨批研究为今天进一步挖掘侨批价值奠定了基础。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几乎所有侨批的重大活动都与饶宗颐先生有关,饶宗颐先生对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收集工作和研究工作也十分关注,亲自参与规划、指导侨批的资料征集和学术研究,除此之外,他还利用一切机会在国内外各种场合宣传侨批,阐述他的侨批学术观念,呼吁和促进海外潮人与学术界对侨批研究的参与和投入,促成侨批研究机构和刊物的建设,为“侨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出谋献策,不懈努力。
   二、饶宗颐侨批学术观点思想述略
   饶宗颐不仅身体力行地进行侨批的研究,而且特具开拓眼光与魄力,倡导侨批的研究,表达了自己的学术观点,饶宗颐虽然没有系统的长篇侨批学术著作,其有关侨批的学术观点更多地散见于其它论述或口头演讲言论中,在他的论述或口头演讲里面有不少独特新颖的见解,蕴含着丰富的学术思想,为其后学术界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侨批收集和研究者辟开了一条学术新路。归纳起来,饶宗颐的学术观点主要散见于以下几个方面:
   (1)在《潮州志》记述侨批的起源与侨批业的运营模式
   侨批涉及华侨和侨眷在海外和家乡的社会生活,包括寄回家乡的各种货币的兑换情形,《潮州志》中对此方面的记载,是研究侨批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饶宗颐的侨批学术思想首先体现在《潮州志》对侨批和侨批业的价值和学术地位的态度,体现在他对侨批和侨批业的起源、沿革、业务等方面的介绍和评述中。1948年,饶宗颐在其
   总纂的400多万字的《潮州志》一书中,翔实记载了与侨批相关的金融、邮电等行业,这成为深入研究侨批的基础性资料。首创开辟了“侨批业”条目,《潮州志》首先并对侨批的产生背景和在潮汕金融和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独特地位和辉煌成就等方面,专列条目作言简意赅的介绍,.在“金融”部分之“侨汇”专节,记述了潮州侨汇与一般汇兑的不同之点,对侨批相关的术语进行描述和定义,对当时侨批局的分布、运作方式精辟论述。“金融”开篇就论述了侨批的金融特性,“百年以来,则货币数变,新陈杂沓”,“其间汇兑侨批及银行、钱庄之盛衰变迁,又皆与金融有密切关系”。[5]记述了潮州的各种货币,从他们的起源、流通历史、货币之间的兑换率等,都进行了详尽的介绍,指出潮州当时流行的各种货币,来自外洋的不少,这或许与华侨汇款和华商进行中外贸易有关。《潮州志》中对此方面的记载,是研究侨批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6]
   细读《潮州志》中有对潮汕侨批业之产生与发展有关叙述,可以看到饶宗颐先生对侨批业长盛不衰的原因陈述自己的见解,“因华侨在外,居留范围极广,而国内侨眷,又多为散处穷乡僻址之妇孺。批业在外洋……至人数之繁多,款额之琐碎。既非银行依照驳汇手续所能办理;其书信书写简单,荒村陋巷。地址之错杂,亦非邮政所能送递,故批业之产生与发展,乃随侨运因果相成,纯基乎实际需求而来,固不能舍现实执泥于法也” [7]。
   而对于侨批业的运作模式,《潮州志》也做详尽的描述,细至对承担侨批运转工作的主要机构为批局的名称叫法也都做了阐述,对侨批业进行定义,指出福建广东一带之民局,多兼营或专营往来国外华侨之信件与汇款,又名批局,或称批馆。
   侨批主要是水客借助货运船只进行运送,所以《潮州志》对与侨批业息息相关的潮汕当年航运之发达也作了描述,进而对批局从华侨手中收到侨批,然后通过国内的侨批局分发给侨眷,再从侨眷手里收集回批(即回信或侨批收款凭证)的运作模式给予介绍评述。[8]潮汕出口商“以采办潮州土货,兼及国内各地产品,运销南洋各地为营业业务,亦肇兴于汕头有汽船行洋之时,且随航运之发达而营业加广”[9]。“批业在外洋采代收方法,或专雇伙伴一一登门收寄,抵国内后,又用有熟习可靠批脚逐户按址送交,即收取回批寄返外洋,仍一一登门交还,减少华侨为寄款而虚耗工作时间。”[10]对侨批业的运作程序及其发展进程也一一记载陈述,“潮州区之批局尤盛。按其营业性质,与民信局似同而实异,盖潮州批局乃不带普通信件,惟专为华侨汇寄银信者也……其实批局收到汇款,每不即代寄,常俟汇集大宗,始交由银行寄汇,或购买商品运回销售,以售得之款,分送收款人。故批局获利颇厚。故民国十七年全国交通会议,虽经议决取消国内民信局,乃为华侨批款特殊情形,另发批信局执照,将批局保留也。[11]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广东省银行与侨批局合作递送侨批,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南洋侨批递送正常路线断绝,侨批传递不得不开辟“东兴汇路”作为新的侨批通道,《潮州志》对抗战期间的侨批运营有比较详细的记述,使人们明确了潮汕地区侨批局在侨汇递送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角色。
   饶宗颐先生还强调侨批是潮汕历史的一部分,同时对近代潮汕侨汇的数额和重大作用,对侨批在潮汕社会和经济的作用也充分肯定,“潮州经济之发展,以华侨力量为多,而有造侨运之发扬,应推华侨汇寄信赖批业。”“潮人仰赖批款为生者,几占全人口十之四五,而都市大企业及公益交通各建设,多由华侨投资而成,内地乡村所有新祠夏屋,更十之八九系出侨资盖建。”他把潮汕当时城乡的发展繁荣与侨批汇款联系起来,指出“且潮州每年入超甚大,所以能繁荣而不衰落者,无非赖批款之挹注。”对于当时汇款的数量饶宗颐先生通侨批业行内人员调查了解,得到比较确实的数据,总结出“民国十年以前汇归国内批款年在数千万元,十年以后年在一亿元以上,至二十年以后又增倍蓰,可能达二亿之上。”[12]据此饶宗颐先生指出“侨批可以看出那个时候潮人在那些国家及其活动,还可以从潮人活动看那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13]
   总而言之,饶宗颐先生总纂的《潮州志》是最早深度研究侨批的力作之一,与其他探讨侨批和侨汇的研究相比,更加关注到侨批运作的深层次机制,向人们显示了侨批业的起源背景,阐明侨批和侨批业在潮汕沿海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作用和影响,由此人们得以清楚地了解侨批业的本质特征,认识到作为民间原生态“草根”档案文献,侨批在时间上系统反映社会演进,在空间上覆盖了华侨海外活动区域及侨乡各县,影响广、价值高。[13]《潮州志》关于侨批和侨批业的起源、沿革、业务等方面的介绍和评述,蕴含了饶宗颐先生的大量侨批学术观点,正因如此,陈春声认为,实际上,以后讨论潮汕侨批的研究者,其描述大都抄袭《潮州志》“交通志”和“实业志”的内容。[14]
   (2)在讲座会谈中论述侨批收集与研究价值观点
   除了早年在《潮州志》表达关于侨批的学术观点,进入二十一世纪,饶宗颐先生以其崇高的学术声望,在海内外多次会议上和各种场合不惮其烦,发表关于侨批的讲话,进一步阐述了侨批的价值及侨批研究的意义,持续对侨批征集、护和出版提出重要的指导性意见,倡导学界、政府和民间提高对侨批价值的认识。这些零星的讲话也是饶宗颐先生关于侨批学术观点的一种表达,这些观点帮助侨批研究者进一步明确侨批研究的基本内容、基本思路和基本方法,为侨批研究提供了思路启发和思想启迪,极大的促进人们重视侨批的收藏和研究,指导侨批的收藏进而研究不断向着科学化、规范化的道路发展。其中意义重大的是饶宗颐先生用深邃的眼光,借助徽学研究的比较,阐述“侨批的价值与徽州文书相等”的观点。潮汕侨批的价值,论述开展侨批文化研究的意义,自此,对侨批文化进行系统研究的序幕拉开了。1991年,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成立,翌年饶宗颐先生在研究中心第二次理事会上就首次倡导设立潮州学,认为潮州学应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后来他在阐释潮州学的内涵时,多次说到侨批。1999年11月,他在“潮学讲座”上进一步提出,潮学最有标志性的是侨批,它与徽州的契据、契约的价值相当。[15]在此次讲座中,饶先生对潮汕侨批的价值作了重要肯定:“徽州特殊的是契据、契约等经济文件,而潮汕能够与它媲美的是侨批,侨批等于徽州的契约,价值相等。来自民间的侨批记载翔实,内容丰富,从中可以了解到祖国与侨胞居住国的国情、侨胞故乡的乡情、侨胞家庭的家情和侨胞与他们眷属的亲情,是研究社会史、金融史、邮政史以至海外移民史、海外交通史、国际关系史的历史资料,与典籍文献互相印证、补充典籍文献记载之不足,可谓是继徽州契约文书之后在历史文化上的又一重大发现。”[16]在此次讲座讲话中饶宗颐先生肯定了侨批的历史价值,认为侨批真实地反映了潮汕侨乡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还可以从潮人的活动看到那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实际上,饶宗颐先生已超越了潮汕侨批的地方性,而从国家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视野看待侨批的学术价值。[17]
   饶宗颐先生的论述非常精确,客观,饶宗颐先生的观点具有前瞻性和广阔视野。侨批发源、流传于民间,收藏于民间,记载翔实,内容丰富,涉及到世界交通史;大量的国际移民史内容,而其运营机构侨批局更涉及国际金融、邮政行业,蕴含着近代华侨史、家族史、经济史、金融史、邮政史、中外交通史等内容。世界记忆项目亚太地区委员会主席埃德蒙森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也认为,侨批档案的收发双方和运送中介,承载了东西方多层面的交流,甚至持续了数个世纪,其留下的丰富档案,并不仅属于移民群体和他们的家族,更属于一个时代,属于世界。[18]
   其后,饶宗颐先生在一些场合持续对侨批征集、保护和出版提出重要的指导性意见和观点。2003 年 3 月 18 日在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会议上,中心创会理事长刘峰通报了饶宗颐先生的意见:潮汕侨批有特点,是潮汕历史的一部分,也反映了潮汕移民史,并确立了经讨论提出开展侨批的征集、收藏、整理和存档的具体操作方法。[19]。
   (3)在题词中表达浓缩的侨批学术观点
   世纪之交,饶宗颐先生本人年事已高,未能对侨批作具体的研究,但他对侨批的关注依然热情不减,此段时期最能体现其学术观点的在不同时间以非常凝练的语言题写了“媲美徽学”、“海邦剩馥”、“侨史敦煌”、“侨史辉煌”和“侨学前导”等题词,饶宗颐先生的这几次题词,饱含着深奥的学术观点,科学地揭示了侨批的文献价值、历史地位,是对侨批文化内涵的高度概括,从中体现了饶宗颐先生对对侨批领域研究的高度肯定,并点明下一步的研究方向,每个题词都高度概括了饶宗颐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独创风格、独特造诣和前瞻性卓识远见。如“媲美徽学”这一句精辟的题词,彰显了饶宗颐先生的侨批学术思维,这是饶宗颐先生将潮汕侨批与徽州契约作了深入浅出的研究比较后,以深邃的眼光,运用比较的科学方法,在更深层面上发掘侨批历史价值的结果,是对侨批的品位最恰切的评价,可以说是饶宗颐先生作出“潮汕侨批可与徽州契约媲美”论断的浓缩版。针对侨批存在于民间,侨批实物经过时代的流转,一部分侨批档案资料因保存不当而破损、灭失,如果不及时对现存的侨批予以抢救、收集,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将会荡然无存。饶大师经过深思熟虑,匠心又至,恰如其分地把侨批誉为“海邦剩馥”,挥毫泼墨书赠研究中心疾呼研究中心一定要创建“侨批文物馆”,抢救潮汕侨批档案遗产,留下时代的记忆见证,鼓励专家、学者深化对侨批研究的力度,向世人揭示侨批世界意义和珍贵价值。饶宗颐先生“海邦剩馥”一语,可以理解为是饶宗颐先生抢救侨批的档案的呼吁,也为侨批研究拓辟出一条系统化、规模化的道路。[20]
   饶宗颐先生为了表达对侨批的历史贡献和侨批研究地位的学术观点,曾表述过侨批是“侨史敦煌”的观点,其题词将侨批档案价值提升到与敦煌文书同样的层面,指出其历史价值和世界意义堪比敦煌文书。2013年4月,饶宗颐先生又从香港寄来“侨史辉煌”的题词。从“侨史敦煌”到“侨史辉煌”,表达饶宗颐先生肯定侨批的价值,更希望虚怀若谷,希望侨批史事过去的辉煌,未来依然辉煌。[21]
   2004年饶宗颐先生又为“首届侨批文化研讨会”题写了“侨学前导”的题词。这题词寄托着饶宗颐先生祈望这次研讨会真正成为侨批文化研究的前导,引领侨批文化研究的潮流,更祈望今后能持续地把这项研究不断地深入下去,由此加深和拓宽潮学的研究领域,使潮学发扬光大。
   三、饶宗颐学术观点对侨批研究的开启之功
   回顾侨批收集整理工作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更能深刻理解饶宗颐关于侨批的学术观点对侨批研究的开启之功。其实,一直到上个世纪中期,“对侨批的保护都是零散的,民间收藏家是在集邮的过程中收藏的,一开始,他们只要信封上的邮票。”[22]在国内,侨批的资料还没有人注意,侨批的价值还未被人们知晓,直到上世纪80年代,广东、福建侨乡的文史、金融、集邮界人士才开始有人专注于侨批,对有关资料和侨批原件进行了收集,同时也开始了对潮汕侨批丰富文化蕴藏的探索。这种探索虽是零散的、不全面的、缺乏有计划有组织的进行。[23]
   可以说,正是由于饶宗颐先生以深邃的眼光,广阔的视野,首先关注到与潮人海外活动息息相关的侨批,把侨批收集和研究工作列为潮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在理论上倡导和引领侨批研究,解决了侨批研究的的许多基本问题。
   也正是由于饶宗颐学术思想的指导,以及饶宗颐先生的呼吁、首倡和身体力行的推广,侨批的收藏和研究从民间保护上升到政府层面,饶宗颐先生对侨批的精辟论断和点拨,而其关于侨批的基本观点对于学术界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启发,对于侨批研究学术地位的确立起了积极的作用,乃至整个潮学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侨批研讨奠定根基,开辟了一条侨批研究的学术新路,使潮汕文化研究者意识到在潮汕民间就蕴藏着这样一座文化富矿,它正等待着人们去发掘开采,而饶宗颐先生的侨批研究倡导更使征集侨批、研究侨批的浪潮迅速在潮汕大地风生云起,随之波及梅州、闽南以至东南亚,一时间,侨批走俏集邮界、收藏界、学术界、文化界,侨批文化成了热门话题。[24]
   饶宗颐学术思想也推动了各界更加重视侨批的征集、保护和研究工作,促进侨批成功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在他的倡导和支持下,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着手按照饶宗颐先生的侨批指导思想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侨批征集、收藏、整理和研究工作的,通过对侨批的收集、基地建设、研究和申遗高度关注,将饶宗颐先生的侨批学术思想化作实际行动,其征集和保护工作进入新阶段。时任“研究中心”理事长的刘峰先生就将侨批文化研究,作为本单位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大了侨批的征集力度,在侨批研究领域一步一个脚印,切实地把侨批文化工程作为潮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研究,2002年4月5日,研究中心制订了《关于征集整理出版<潮汕侨批>初步意见》,成立专门小组,设立工作室,请汕头、潮州、揭阳三市各级侨联密切配合,广泛发动侨眷,通过无偿捐赠或有偿转让等方式,征集侨批原件。同时,派出工作人员深入侨乡进行有偿征集,获得了显著的成果,[25]2003年11月,在吴南生、庄世平、陈伟南、饶宗颐、林百欣等海内外知名人士的大力支持下、资助下,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建成了国内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侨批文物馆,侨批整理、出版和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抢救、收藏了为数壮观的侨批档案文献,侨批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日益关注,国内外多次召开关于侨批的高层次国际学术会议,引起国内外学人的研究兴趣;侨批研究
   的学术成果日渐丰富。2004年4月,由原广东省政协主席吴南生题写刊名的学术性刊物《侨批文化》问世,[23]该刊被省评为优秀侨刊并为国家图书馆收藏,还先后成功地举办了多场专题侨批文化研讨会,组建了一支由海内外专家学者组成的、实力雄厚的侨批研究团队,潮汕侨批档案馆在2011年7月份全国档案管理与服务创新优秀案
   例评选中,成为30个优秀案例之一。使“侨批文化工程”建设又跃上了一个新台阶。此外,还编纂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大量侨批专业出版物、特别是《潮汕侨批集成》共三辑108册,抢救并填补了华侨史、侨批史的空白,出版了《潮汕侨批萃编》《潮汕侨批》《潮汕侨批简史》《潮汕侨批业档案选编(1942—1949)》等多部论著及其他普及读物;举办了《潮汕侨批文化图片巡展》,向广大海外华侨社团和青少年学生弘扬侨批;在侨批征集和研究工作取得显著进展 [26]。
   2007年1月,在广东省人大十届五次代表会议上,省人大代表、汕头市社科联主席陈汉初在会上提出关于“潮汕侨批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的议案,引起广东省有关部门的重视,潮汕侨批“申遗”工作由此开始提上日程。2007年7月,经协调,广东省档案局提出方案,由汕头、江门、梅州三市联合以“广东侨批”(包括潮汕侨批、五邑银信、客家侨批)的名义,再由广东省档案局申报为“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申报成功后再向联合国申报为“世界记忆遗产”。2010年2月22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国家咨询委员会召开会议,按照“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入选标准进行认真审定,包括潮汕侨批在内的“侨批档案”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2年,“侨批档案”又入选了《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2013年4月份,《中国侨批&#8226;世界记忆工程》国际研讨会期间,国家档案局、广东省档案局、福建省档案局更是把《“海邦剩馥”侨批档案展览》推送到人民大会堂和中华世纪坛展出,让全世界了解、领略“中国侨批”的风采。2013年6月19日,在韩国举行的世界记忆工程咨询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由中国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中国侨批终于走向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在“申遗”的一系列的过程中,成竹在胸,料定到侨批“申遗”成功的必然。给予适时的指导、鼓励和推动,可见,侨批从不被注眼的寻常家批演绎到被认定为弥足珍贵的“海邦剩馥”,期间饶宗颐先生该倾注了多少心血。[27]2013年年底,研究中心理事长罗仰鹏一行到香港、澳门举办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人士座谈会时,专程拜访了国际汉学大师饶宗颐,感谢其多年来一直大力支持研究中心工作,在罗理事长的努力下,使省市各级部门、领导更加重视、支持研究中心开展的侨批研究工程,面积达2000㎡侨批文物馆新址落成,为侨批研究提供更大的空间,相信在饶宗颐的侨批学术观点指导下,在研究中心领导的重视下,侨批的收集与研究定然会向更深层次拓展。
   □郑松辉
   摘自《侨批文化》2017年第2期(总第27期)
  
  
(录入日期:2018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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