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善堂为什么选择在沦陷时期兴办义学

提要:汕头市善堂兴办义学的时间都集中在抗日战争的沦陷期间,表面原因是当时因贫失学儿童数量空前,亟需有免费的学校来解决他们的教育问题,但更迫切的原因是利用慈善办学的牌子,避开日伪当局的奴化洗脑教育,坚持教育的民族性。这种软性的抵制行为也是一种爱国主义行为,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关键词:沦陷时期,抵制奴化教育,慈善事业,义学,爱国动机
   查阅潮汕地区善堂的历史资料,有一现象引人注目,令人生疑,这就是潮汕地区善堂、特别是汕头市的慈堂纷纷在抗日战争的沦陷期间兴办义学。为考究此一现象的原因,笔者作了一番探索,本文即是这一探索的初步判断。
   潮汕地区民间绅商集资建善堂、兴办慈善公益事业,至民国时期蔚然成风,统计资料有说善堂总数在161座以上的,也有说全盛时有500余座的①,这数以百计的善堂组织在各个不同时期积极开展施食赠衣、施医赠药、施棺赠葬、恤孤济贫、赈灾济难,甚至消防救护、修桥造路等等慈善公益活动,发挥了社会救助保障的良好作用。在局势动荡、政府治理不善、经济萧条、天灾人祸的时期,善堂的功能作用就显得特别重要。
   晚清至民国,汕头市共有10座善堂,即同庆、同济、存心、延寿、诚敬、合敬、慈爱、诚心、养莲、修德。10座善堂中同庆善堂未有运作,堂址改为同文学堂,余9个善堂组织都有许多值得彰扬的义举②,其中共有5个善堂集中在抗日战争日军占领汕头期间办了免费义务小学校。(见附表)
   5所义学的主办方善堂最早成立于1899年(存心善堂),最晚也成立于1934年(养莲善社)④,为什么这些已成立近十年以至四十余年的善堂,在清末民初动荡时期没有想到办学,在20世纪30年代陈济棠治粤,社会经济平稳发展时期也没有着手办学,反而待到沦陷最困难时期蜂起创办义务小学呢?
   现存的存心小学校舍落成碑记中是这样解释的:“……或问为善莫若树人,小学之设,胡迟至今日耶,曰:情有缓急,事分先后也。数十年来,中原多故,濒海自难偏安,举凡拯生埋死,救火疗疾,虽仅规模粗备,恰亦尽心而竭赞,敬行有余力,又奚待于今日乎。年来物价腾贵,为空前所未有,优秀学童,每因家贫而辍读,本堂愀然忧之,益感兴学之举,不予再缓。深幸地方善良热心毅力,踊跃输将,小学校舍,竟于本年六月卅日克观厥成,免费收教,以期普及⑤。”
   碑记的说明似乎成理,但它仍无法解释为什么5所学校不先也不后,都创办于沦陷时期这个极端敏感的年头。那时异族入侵,社会动荡,经济萧条,富有的绅商或外逃或内迁,少数留在潮汕沦陷区的财富也大为缩水,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不是一个办学的好时期,这不能不令人思索,也许还有更重要的难言之隐,当年碑记不能言明。回顾当时办学的历史背景相信有助于解答这个疑问。
   1939年6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汕头、潮安、澄海等潮汕中心城镇,外患加上天灾,一些地方隔年就发生饥荒,加上与内地国统区的交通梗塞,汕头市的物资越来越匮乏,粮食等商品的价格飞涨,挣扎于贫困线的市民日益增多,度日如年,生活十分困苦。而这时汕头市的学校,部分已于沦陷前夕内迁,留下的也多数处于关闭或半关闭的状态,失学儿童比比皆是。1940年2月,汪伪政权在汕头设立市政府。伪市政府接管了原公立学校,包括几所市立小学,同时下令原私立学校复办,在这些重新开办的公私学校中强迫推行所谓“和平运动政策”教育,包括要求按汪伪统编的奴化教材开课,在学生的练习簿上印汪伪政权纲领及“中日亲善”口号,加授日语课等⑥。一些家长不愿让孩子接受这种奴化教育,却报读无门。正是在这样严峻的历史背景下,有识之士开始寻找各种绕过伪教育的办学方式——如办补习学校、办慈善免费义学等等,收教失学儿童。
   笔者分析当年善堂办学出于三个原因:
   一是各善堂创办有年,有一定积累,日常开展施济、救助等善举外,有余力可供维持较小规模的初级小学的日常运作;各善堂都联系有一批关系密切、热心慈善事业的商家富绅,虽然不少人资产有所缩水,但合力建一所小规模的小学校资金还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善堂主事者极力推动,有识之士带头捐款促成其事。二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因贫失学的儿童数量空前,极需设立一些免费的学校来解决他们的教育问题。第三个原因,在当时不能挑明,但却最为迫切,即是坚持民族性教育问题,面临着日伪当局日益加强高压控制,强施奴化洗脑教育的危机,以善堂名义举办义学,可以名正言顺地标榜其非政治性,尽可能抵制日伪当局对学校的干涉,避免学生小小年纪就被灌输进那些卖国奴思想,给受教育学童保留一片不受污染的洁净天地,我认为这才是各善堂当年相继兴办义学的最主要原因。
   事实善堂学校也是这么做的。据存心学校老教师余良卿回忆,学校创办时,善堂理事会即作出学校不得参与政治的规定,同时一直拖着不设日语课,后被日伪当局检查发现,才请了一位善堂理事的儿子担任日语教师,敷衍了事⑦。虽然其它善堂学校当事人没留下什么口碑史料,但存心小学的一例,即已多少可以探知当时办学人士的真实意图。在各善堂学校创办的同一时期,汕头市也成立了一间名为“岭梅”的私立补习学校,招收初中至高中的学生。它是汕头著名的大商家——太古南记的八位“少爷”合办的,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中国感光材料工业的开拓者、创办汕头公元感光材料厂的林希之。当时这几位少爷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和上海租界沦陷,从香港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辍学回汕。这些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人目睹汕头学生失学、市立学校为日伪控制的现状,决定兴办一所全仿英国学制,不用日伪教材的私立学校,取名“岭梅”,即暗喻不与日伪同污合流的清高。学校开学后也不设“日语”、“公民”两科。许多不愿让子女接受日伪教育的家长闻知都送子女前来就读,“岭梅”因此办得有声有色,伪省立三中闻名要加以收编,结果遭到了师生的一致反对⑧。
   不同的做法,相同的目的,“岭梅”的事例进一步说明了,为抵制日伪的奴化教育而急急兴办不纳入日伪教育范畴的另类学校,是当时爱国的有识之士不约而同的义举。如果说笔者的推论并非臆断,那么汕头市诚敬、存心、慈爱、诚心、养莲等善堂选择在日占时期兴办义学⑨,收教失学儿童,其动机就蕴含着坚持民族大义的爱国主义因素。在民族存亡的最危险关头,不管是人是事,作用是大是小,只要是具有爱国动机的行为,都是十分难能可贵,值得我们彰扬、大书特书的。
   □陈荆淮
   摘自2019年第2期《潮商潮学》
  
  
(发表日期:2019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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