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韩江流域洪涝形势简论

提要:清朝是韩江流域开始频频爆发洪涝的开始。通过《清代珠江韩江洪涝档案史料》一书中相关数据的分析,可知清朝韩江流域洪涝形势特征有二:从地理空间上看,呈现上游分散而少发、中下游(尤其是下游)集中而多发的特点;从历史时间上看,清朝韩江流域尤其是下游的洪涝处于日益加剧中。韩江中下游交汇处海阳(现在潮州)作为最严重的洪涝频发区,与其特殊地理区位相关;而上述特征的形成,与清朝时期韩江流域开始的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和土地开发相关。
   关键词:清朝;韩江流域;洪涝
   韩江流域的洪涝始记于公元11世纪,有具体灾情记载的则追溯至公元1172年(宋乾道八年),是时所记:“韩江大水,北门决堤,民居飘荡。”[1]此后,韩江流域的洪涝在往后的世纪里呈现上升趋势,至16世纪达到第一个高峰,17世纪再达另一高峰,而进入古代社会中后期后,便一直处在平缓上升态势。《广东省自然灾害史料》为我们提供了一组数据,韩江、粤东各小河发生洪涝灾害的年数突然由15世纪以前的6次以内陡增至16世纪的31次,17世纪51次,18世纪52次,19世纪64次。[2]该组数据虽然包含了粤东各小河,但整个粤东片区的洪涝爆发频次特征明显,基本可以看出古代韩江流域洪涝的总体样貌。
   可见,古代韩江至少是在明朝后期才频发洪涝灾害的,而清朝作为一个整体历史阶段,则较为完整地映射出韩江流域洪涝概貌的总体特征。《清代珠江韩江洪涝档案史料》一书为我们提供了窥知清朝韩江流域洪涝较为完整概貌的可能。该书系水利电力部水管司、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于20世纪80年代所编,主要来源于原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的清代1736-1911间部分档案,是乾隆至宣统年间地方政府官员奏呈给皇帝的奏折。根据此书统计,在这176年间,韩江流域发生洪涝最严重的地区为海阳(现潮安),共计29年次,随之澄海15年次、嘉应州(现梅县)14年次、大埔10年次、镇平(现蕉岭)10年次,其余分散在长乐(现五华)、平远、武平、长汀、上杭、永定、平和等上游地区,均不超过10年次。洪涝波及范围最广者为1750年11县,1842、1853、1889等年份波及7县,1800年6县,1744年5县,1740、1812、1899年各4县,其余发生洪涝年份波及的县皆未超过3个。当然,波及范围的广度与形成灾害的程度不完全成正比,据《广东省志•水利志》佐证,韩江洪涝形成灾害的记录[3]如下:
   1718,清康熙五十七年,六月,韩江大水,多处决堤,海阳澄海二县一片汪洋。
   1723,清雍正元年,七月韩江大水,海阳多出决堤,水浸湘子桥栏杆一尺。
   1794,清乾隆五十九年,八月潮汕大水,水淹澄海邑城十余日放退。
   1833,清道光十三年,韩江及西江干流及东、北江中下游河段大水成灾。
   1837,清道光十七年,广、肇、惠、潮、连州、嘉应州等地夏秋大水,为数十年所罕见。
   1864,清同治三年,七月,东西北韩各江同时大水,为百年所罕见,梅江出现历史最高洪水位,粤东各小河亦发特大洪水。
   1871,清同治十年,夏六月韩江大水,堤决多处,潮州城内,水深数尺。
   1911,清宣统三年,五至七月,大水,广州,佛山浸街、石龙水深五六尺、博罗水浸过门楣,七月韩江复大水,泛滥潮安、饶平、澄海。
   洪涝所发之地,动辄“被水浸溢,其附近之村庄浸倒瓦、草房屋三百余间,田地水冲沙压者二十零倾”[4],更有甚者,各处堤防“处处告险”,而最为严重时,则淹毙男女老少数十甚至数百人。
   从《清代珠江韩江洪涝档案史料》一书,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清朝韩江流域洪涝的总体特征:其一,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上游分散而少发、中下游(尤其是下游)集中而多发的特点。据《潮州府志》载,韩江最早的堤围始建于北宋太平兴国期间(976-983)[5],此后古代韩江先后修建过南北堤、江东堤、意东堤、东厢堤、外莆堤、三铺堤、秋溪堤、水南鲤鱼沟堤,除了外莆堤位于澄海外,其余均位于潮州,而上述堤围无一例外全部位于韩江下游地区;新中国建立之前,韩江中上游地区基本是未筑堤的洪泛区。[6]潮州堤围之多,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该地区洪涝的频繁程度;而即使整个流域的堤围几乎云集于此,却仍免不了洪涝爆发频次高于未有堤围之中上游的命运。海阳作为清代韩江流域最严重的洪涝区,或由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所决定。海阳,清代潮州府所在地,即现在潮州市潮安区一带,是韩江下游的起点,也是韩江三角洲的滥觞之区。与大埔县作为中上游交汇点所不同的是,海阳除了是中下游交汇点这一关键身份外,它还是韩江下游三角洲形成的起点。韩江下游地区属于典型的冲积平原,据潮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所记:“昔时潮州之地幅,当不若今日之广大。沧海桑田,转变有自。……意溪以南之冲积地,当晋惠帝永康(纪元三〇一年)以前,犹是汪洋大海也。”[7]那韩江下游的河道是如何出现进而演化成为洪涝频发区的呢?英国历史学家伊懋可所著的中国环境史《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他在讲述人类对森林的滥伐史时,对原始森林被伐——水土流失——土壤沉淀——三角洲形成这一连锁链条反应做了深入探究,并指出这是大多数三角洲形成的原因(包括同处于岭南地区的珠江三角洲)。想象一下,远古时期的韩江分别自河源紫金县和福建宁化县发源,至梅州大埔县三河坝汇流,成怒吼之势,迅猛下泄至潮州潮安地区,而后遂入海;在漫长的携泥沙俱流的历史长河里,它在自己塑就的河床坡度里减缓了流速,对随它逐居的两岸子民温柔顾盼,最后平静汇向大海。当然,这只是以韩江作为母亲河的人们浪漫的幻想,实际情况或许更加壮烈一些,而韩江若有所知,也并不一定是那么心甘情愿的。它上中游泥沙的随波逐流,源自生活于这片土地的人们对覆盖于两岸的森林的滥伐和对沿岸土地的开发。人类对河流上游原始森林的滥伐松动了原本植物根系稳固的土壤,在河水、雨水的冲刷下,泥沙随之汇入河流,最后在河流下游出海口慢慢沉淀、堆积,形成三角洲。大自然对万物的塑就原本都是按照其自身适合的尺寸,一旦有了人为的插手,便有了互相掣肘的结果,这就形成了人类与大自然的对抗。河流自有它天然适宜的河道,随着下游三角洲的形成以及河床的抬高,原本的泄洪通道如今变成人类居住的村庄,当河流仍按照其原有的流速、流向下泄时,河滩动辄便成为洪泛区。
   其二,从历史时间的维度上看,清朝韩江流域尤其是下游的洪涝处于日益加剧中。若我们进一步将韩江流域上述洪涝频发地自上游——中游——下游发生洪涝的年份加以比较分析,则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上游市县在18世纪和19世纪发生洪涝的年数基本差不多,中游、下游市县在18世纪发生的洪涝年数与上游市县也基本相当,而到19世纪则呈现日益频繁的趋势。我们以洪涝最为严重的嘉应州、大埔、海阳和澄海为例——它们正好代表着韩江流域的上游、中游、下游和出海口——上游的嘉应州18世纪洪涝年数为9,19世纪洪涝年数为5,中游的大埔18世纪洪涝年数为3,19世纪洪涝年数为7,下游的海阳18世纪洪涝年数为12,19世纪洪涝年数为17,出海口的澄海18世纪洪涝年数为5,19世纪洪涝年数为10。这种日益加剧的趋势,与人们对韩江流域的开发利用进程基本一致。18世纪是韩江流域森林滥伐最严重的历史阶段,也是清朝政府大力推行垦荒政策的开始。研究岭南环境史的专家马立博说:“18世纪,岭南愈来愈严重的森林滥伐,与人口和耕地面积相继超过之前宋明两朝的最高峰,以及1740年以后官府鼓励开垦丘陵地带的政策和农民周期性的——即便不是每年——放火烧山等,属于同时发生的历史现象。如果像凌大燮估计的那样,1700年森林曾覆盖岭南大约一半的土地,到1937年却减至5%-10%,那么森林滥伐大都……发生在18世纪期间。”[8]森林滥伐与土地垦荒之间存在某种天然的因果交集,除却利益因素,其间最为重要的便是人类与森林生存空间的争夺。而在那个尚处密林蔽天的垦荒之初,政府的鼓励政策和百姓的行动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垦荒是一件极为艰苦之事,并不能在短期之内收到成效,初始并不受百姓重视,所以官府方面只能给予各种优惠政策极尽能事。雍正五年(1727)两广总督阿克敦于《粤东开垦事宜疏》上奏:“粤东劝垦之条屡颁,报垦之数无几”,民多“观望不前”[9]当时的岭南(包括韩江流域),“山海交错,民俗刁悍,贫苦者多”,百姓一般贪图眼前利益,到封禁的矿山中偷挖,甚至“贩私盗窃”,官府认为这种现象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无田可耕,无业可守”,所以竭力对百姓“晓谕劝导”,为此招集贫民,“给以庐舍、口粮、工本”等,加以安插;在官府大力鼓励垦荒政策的推进下,广东地区仍需奏请“量减则报垦”[10];至乾隆六年,“凡边省内地零星土地可以开垦者,悉听该地民夷垦种,免其升科”[11]。通过各种减免科税的政策,鼓励百姓开垦“硗瘠难啃之地”。而沿河沿岸的肥美之地,无需政府鼓励,民间早已争相开垦:“粤东各府,惟近海水中有积淤成田者,土俗皆名沙坦,此等地亩灌溉有资,原属肥美;民间望见水中沙影,即争先报垦,用工修筑,然后成田”[12]。在森林滥伐、丘陵开垦、沿水耕作甚至放火烧山等多种开发方式的共同作用下,原被历朝流放政客视为有去无回的“瘴疠之地”的韩江流域得到进一步的开发,而韩江流域的洪涝情势也随之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的活动“扎根”了下来。前文所述未造成严重洪灾的1750年,其洪水波及流域内11县,虽未有直接证据证明与该流域大肆开发相关,但从种种迹象显示,这与世纪的森林滥伐和清政府1740年以后大力推行垦荒政策不能不说存在某种巧合。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18世纪足以造成洪灾的洪涝并不比19世纪多,但波及的市县范围却比19世纪的更广,这或与久滥成灾后官府与民众对洪涝的预警和防治之重视不无关系,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19世纪韩江流域的洪涝区域更集中,并更容易成灾。
   综上所述,清朝是韩江流域正式面临需将洪涝灾害列为重要课题的历史时期。在整个清朝,韩江流域洪涝分布呈现的上游分散而少发、中下游集中而多发,以及整体洪涝形势在18世纪以后的日益加剧的特征,其背后引发我们的是人类对一条河流、一个流域开发与利用合理程度的思索。如今,许多大江大河都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水土保持问题,韩江亦不例外,这其中既有历史上上中游滥砍乱伐森林遗留下来的因素,也有古今人们对整个流域种种未经严密水土保持论证便进行不合理开发利用的因素。历史不会说谎,频繁的灾害是大自然对人类一种无声的告诫。清朝韩江流域的洪灾史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一段史实记录,更多的应该是警示和思考。
  
   □陈钰仪
   摘自2019年第2期《潮商潮学》
  
  
(发表日期:2019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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