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潮汕农业(上):农业政策与水利建设

提要:清初王朝更替的一段动乱时期,潮汕的农业生产经受较长时间的停滞和重创,随着清王朝政治的稳定,复界之后,清王朝实行了一系列恢复农业生产的政策措施,包括“招民复业,恢复生产”、“轻徭薄赋”和“鼓励垦荒”等;农业基础设施的农田水利建设,包括沿江沿海的堤防、涵闸沟渠溪港和北部丘陵地区的陂塘等,都有较大力度的修筑和扩建。抛荒田地得到重新开垦,潮汕地区的可耕地面积扩大,潮汕农业逐渐走上良性发展的时期。
   关键词:清代;潮汕农业;农业政策;水利建设
   清代潮汕的农业,经历了清初王朝更替的一段较长时间的停滞和重创,随着清王朝政治的稳定,复界之后,受迁界严重破坏的乡村社会族群得以重建,乡村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农业生产也随之缓慢恢复。这个时期,清王朝实行了一系列恢复农业生产的政策措施,包括“招民复业,恢复生产”、“轻徭薄赋”和“鼓励垦荒”等;农业基础设施的农田水利建设,包括沿江沿海的堤防、涵闸沟渠溪港和北部丘陵地区的陂塘等,都有较大力度的修筑和扩建。人口增长较快,抛荒田地得到重新开垦,潮汕地区的可耕地面积扩大,潮汕农业逐渐走上良性发展的时期。
   一、清初的停滞与严重创伤
   潮汕地区的农业,在明代已有较好的基础,水利建设已依据各地区的实际,形成了各自的灌溉和排涝的网络,基本上能解决绝大部分可耕地的灌溉,大部分的冲积平原除了大灾的年景,都能实现比较稳产的收成,而且平原地区的耕地也大部分已实现一年两熟的种植。尽管明代潮汕地区局部的盗匪倭寇的侵扰劫掠几乎没有间断,但这并没有太多的影响到农业生产。明末的赋税等虽然相对比较苛重,但总体上整个潮汕地区的农业生产,还是比较正常的,如果不是遇到大的灾荒年景,粮食方面是能够自给且略有余裕的。
   但是,在明末清初的那段不清不明的过渡时期,情况就没有那么乐观了。由于较长时间处于战乱,南明小朝廷的兵,各路所谓勤王的兵,清王朝的兵在潮汕地区连年征战不息,以郑成功为代表的另一起南明集团的海上武装则公开在潮汕地区征粮,包括驰骋潮地,武装征粮,加上盗匪的抢掠。因此,潮汕地区即使农业生产能够基本保持正常的收成,也有不堪重负之虞,加上此一时期官府也无暇顾及农业所需的水利建设,故这一阶段的潮汕农业相对停滞,人民则是不堪重负的。
   到了清廷实施为控制明郑集团而推行迁界政策,潮汕平原地区的膏腴良田大半被划在界外,任其抛荒,界外人口,悉数迁入界内;界内地区,多为山区丘陵地带,土地相对较为贫脊,一时间大量界外人口拥入,虽然一定程度实施了对山区荒地的垦荒开发,但因人口太多,况且弃膏腴而就脊薄。因而潮汕地区这一时期的农业,可谓遭受极为严重的挫伤,减地减产,基本粮食供不应求,饿殍遍野;官府的田赋收入也大为减少,况且战乱之余,也无力实施赈济调剂,还有诸如沿海地区发达的渔盐业、手工各业、商贸行业等等,无一不遭受严重破坏,导致民不聊生。总之,这一时期,潮汕农业遭受严重摧残,民众饿死病死频频,人口数量也减少严重。
   禁海和迁界并不仅限于潮汕一地,而是涉及东南沿海多个省份的大幅地区,清廷为此付出的赋税减少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仅以潮汕地区来说,清廷的地方大员很快就意识到迁界的严重后果,尤其是对农业的严重破坏,乃至渔盐等各业的萎顿,不少正直的地方大员屡屡上疏提出恳求复界和裁撤卫所之类能纾解民困的建议,清廷不得不重新审视迁界政策对沿海地区民生的严重伤害,也担心进一步激起民变,于是在康熙八年(1669)便接受广东巡抚王来任的临终建议,部分复界。而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统一台湾之后,两广总督吴兴祚疏请复界,即广东沿海七府原迁界地区,招民垦荒,恢复生产。康熙帝遂谕大学士等详议展界,终于在十月二十八日,清廷正式废止迁界令,派遣吏部侍郎杜臻、内阁学士席柱前往福建广东办理迁民复界事宜。[1]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初,贴出布告,通知乡民复界。迁户原产“给还原主,或有原主已亡无从查觅者,听愿垦荒之人,量力承种,总俟三年起科”。至此,长达二十余年的迁界暴政才算完全结束。
   二、恢复农业生产的政策措施
   清王朝在经历了建立政权与巩固统治的长期战争之后,在牺牲沿海地区人民的正常的生活依赖,为扼控明郑集团及盗匪等反清复明的海上力量,实行了二十余年的迁界暴政之后,当政权稳定下来,就不得不考虑由于战乱造成的民生新凋弊,因而复界的政策也由是应时而出,在此之后实行了诸如招民复业、鼓励垦荒、轻徭薄赋、兴修水利等一系列比较上属于鼓励发展生产,尤其是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措施。于是,潮汕地区的农业生产也就从极其凋弊的民不聊生的状况之下,缓慢地有所复甦,并且在经历了一定时期的恢复生产之后,逐渐步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
   1.招民复业,恢复生产
   复界,首先是给还原迁出之民的旧产田地,至于在迁界过程流离病亡人口部分的田地,则允许民间量力垦荒耕种,垦荒初期免征赋税,朝廷规定三年才起科征收,后来又加宽垦地科限,通计十年方行起科。[2]这是清廷体恤迁民重建家园兼垦荒耕种之苦的特殊优惠政策,对于潮汕地区的广大迁民来说,无疑是一项值得庆幸的好事。复界之初,人民尤其是中下层人民,其实是相当困苦的,迁界之时,旧产毁坏殆尽,田地抛荒多年,荆榛杂草丛生,原有水利设施破坏或荒废损毁,多数田地须重新垦荒,水利设施须逐渐修复。况且重创之余,民间白手起家,多数只能搭建临时居处,赶紧垦荒耕种,恢复生产,以解困境。好在潮汕地区沿海的所谓界外之地,大都是比较沃饶的冲积平原,加上复界是一件非常得人心的政策,是民间在被迫迁界时就已苦苦期待的,因而对广大潮汕迁民来说,是充满希望的重建家园的过程,这也就能够释放出民间的艰苦奋斗的无限动力,故民间对垦荒恢复生产的积极性是空前的。因此,复界之后的潮汕地区,民间复业和恢复生产是比较顺利的。虽然,期间仍有官吏盘剥派征,追缴逋赋等的一些不利因素,但朝廷随之也有对户口、赋役征收进行整顿改革和蠲免逋赋等的措施。
   至于界内地区,由于原迁入之民迁出,无论是田地、物产等,都腾出很多空间,加上迁入之民新垦荒的田园,可耕地面积与人口之比骤然变大,生存空间变得宽松,其农业生产的发展就更是自然的。
   2.轻徭薄赋
   清王朝在巩固统治之后,实施了一系列的轻徭薄赋的政策措施,目的是舒缓长期战争所造成的严重民困,这些政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顺治四年,清廷实行沿袭明万历四十八年所征收的民田、屯田和人丁赋税则例征收赋税,而废除明末天启、崇祯年间为应付战乱和镇压农民起义等而对田赋、关税的各种加派。后又编成《赋额全书》及其他各种册籍,以规范各项赋税的征收,防止地方官吏的私自加派。
   另一项是顺治年间开始规定并实行的人丁编审,编审的目的是保证征收的丁银和役差。广东在顺治年间只有部分地区实行人丁编审,较普遍的实施人丁编审是到康熙年间。按照清廷的法令,只有年满16岁至60岁的男子才算“成丁”,编审也就是指对“成丁”人数进行登记造册,上报户部,以后按此丁额征收丁银。但实际编审也多不按实际人丁,而按田赋或丁粮米石摊丁,如澄海县便是按“每米一石三斗配人丁一丁”[3]。编丁时,地方政府只审查田地和粮户,而不审查实际丁口。因此,人丁编审并不能体现丁口统计的实际。康熙五十二年(1713),清廷颁布固定丁额法令,以康熙五十年(1711)编审丁额为固定常额征收丁税,以后新增人丁为“盛世滋生人丁”,规定“永不加赋”。这一法令,曾被誉为“有书契以来未有之扩典”,因为它确实有减轻人民赋税负担的实际作用。就潮汕地区来说,清代的人口增长速度确实很快,属“盛世滋生”者确实不少。但在按实际丁额编丁的地区,在“盛世滋生,永不加赋”之下,丁口常额难免因超过年龄或病亡而减少,导致常额不足,因而康熙五十五年(1716),户部又颁行“补丁”法令,规定必须“以编审新增人丁补足旧缺额数”,如本户抵补不足,以亲族丁多者抵补;再不足,以同甲同里粮多者顶补。只有补足常额丁粮之后的余丁,才归入“盛世滋生人丁”[4]。即使这样,按清代潮汕人口增长的实际,应该尚有不少的属于“永不加赋”的“盛世滋生人丁”的,因而整体上看,清廷的这一政策措施,仍然是有较大的减轻人民赋税负担的实际效用的。
   再就是裁撤卫所。清代裁撤卫所的政策经历了渐进的过程。明代的卫所,守军主要还是防卫为主,也兼有屯田之责,即所谓“且屯且守”。顺治三年(1646),清廷裁卫所指挥等职,改卫军为屯丁,卫所“不寄以防守之职”,[5]而成为专门为屯田机构,每卫仅设守备一员,重置千总等官。省级则仅保留都司统辖卫所钱粮,[6]但卫所征收钱粮仍要比一般百姓的地丁钱粮高很多。在清廷平定广东之后,顺治帝在《粤东底定恩诏》中称:“卫军已改屯丁,永不勾补,官吏人等谪戍到卫者、悉放回原籍。”[7]这就是说,卫所已是名存实亡,原有人马已完全改为屯丁,并且永不勾补,也不再接受谪戍人员,则所谓卫所屯丁,已与一般佃农无异,只是赋役钱粮的征收上仍有较大差别。正由于此,卫所屯丁也就常有逃亡现象,致田园多荒芜,因而在此后清廷也遂有不断减轻屯丁赋役之举,如顺治九年(1652)令广东卫所屯粮折半征收;康熙十年(1671),又减额按照民田的重则征收,三十年(1691)又减为“照民田例”征收[8]。至雍正初年,朝议认为卫所屯田的屯丁既已与一般佃民输同样的赋税,则卫所“因时制宜”完全裁撤,包括省级的都司都可裁去,屯田宜归州县统一管辖。雍正帝采纳此议,之后广东的卫所便分别予以完全裁撤,屯田归州县招丁佃种。裁撤卫所虽然经历了渐进的较为漫长的过程,但此举对于减轻地方人民的负担,总体上是有正面意义的。
   减免赋税。有清一朝,向以减免赋税作为执政方针,尤其康雍乾时期。可以说,“蠲免赋税”是清王朝恢复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之一。康熙帝曾自称:“朕惟帝王致治,裕民为先,免赋蠲(捐)租实为要务。”[9]清王朝完成统治之后,国库收入不断增加,其执政理念也多强调“与民休息”,康熙朝除灾年灾区全免赋税之外,据《广东通志》所载,广东全省有三次普免,8次积欠蠲免。[10]具体到每年来说,据史志相关记载,顺治十七年(1660)蠲免顺治十二至十五年逋赋;康熙十年(1671),蠲免康熙四、五、六年逋赋;十二年(1673),宽开垦荒地科限,通计十年方行起科;二十六年(1687),诏豁免康熙十三年以后加增各项杂税银两;四十五年(1706)谕广东省自康熙四十三年以前未完地丁银著按数通行蠲免;[11]蠲免本意在使百姓普遍受益,但减免田赋,则只有拥有田地者受益,佃农并未受益。康熙四十九年(1710)针对此一不均之弊,进一步规定:“嗣后凡遇蠲免钱粮。会计分数,业主蠲免七分,佃户蠲免三分,永著为例。”[12]五十年(1711)。蠲免全年钱粮并四十八年以前逋赋。雍正元年,诏自康熙十八年至四十五年止,着加恩将五十年以前旧欠银米等项均豁免。[13]八年(1730),自七年蠲免雍正四年旧粮,至是年蠲免全年钱粮;乾隆元年(1736),蠲免雍正十年以上民欠钱粮,免广东额征渔课及埠租;二年(1737),户部题准广东孤贫口粮每名岁给银三两六钱,遇闰加增;同年免广东杂税;七年(1742),蠲免全年钱粮;二十七年(1762),免乾隆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民欠钱粮;三十六年(1771),免广州、韶州、潮州等府州属本年官租十分之一。以上是史籍有载的减免赋税的具体项目,至于像普免的项目,康熙、乾隆时期常常普免各地钱粮,若于普免之年遇灾,可将因灾议蠲各州县延展至次年补行蠲免。蠲免的具体做法是,凡遇蠲免钱粮,各州县查明应蠲应免数目,预期开单申缴藩司核实,然后发回刊刻填给各业户收执,仍照单开各款进行大张告示,以示遍行晓谕。为保证灾蠲的正常实施,在执行蠲免过程中,对官吏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惩。如对灾地钱粮获准蠲免之旨未到而本年钱粮已征则应“准流抵次年应完正赋”的情况,官吏予以蒙混隐匿的,则“照侵盗钱粮律治罪”;[14]对准予蠲免,应刊刻免单,按户付执的情况,若官吏奉蠲后不给免单,或给而不实,则要以“违旨计赃论罪”;[15]康熙六年,还详定五条处分条例,凡违例者,“州县各官,俱以违旨侵欺论罪”,若上司不行稽查,则降级调用,若上司是察而不纠,则“照徇庇例议处”;此外还有罚俸、革职等惩处规定。
   当然,这些是朝廷的圣谕,地方官吏执行起来难免会有一些不是完全按此实施,但总的来说,清廷的减免赋税,与民休息,减少人民负担,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措施,还是比较有力度的。正如三藩战后,康熙帝在实行减免赋税的方针三十余年后所自称“蠲租之诏屡下,垦荒之令时举”,[16]因此,总体上说,这些政策措施,是比较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统治秩序的稳定的。
   3.鼓励垦荒
   经迁界一役的折腾,原来潮汕沿海地区冲积平原的多数良田,经多年荒废,大多已成荒地,迁民回到原来熟悉的家园,已是面目全非,变得几乎完全陌生,面临着家废地荒的境地,除了需要重建家园,更多的便是垦荒耕种。好在朝廷的政策也有顾虑迁民之苦,故有一定程度的鼓励政策。清廷在顺治年间就已颁布并实行招民垦荒的农业政策,但在潮汕地区,当时正值扰攘频繁之秋,地方政权也在忽明忽清之间不断易帜,谁还顾得上垦荒,后来则是迁界时期,这期间因人口聚集于北部山区,虽然界内地区的垦荒有较大程度的实施,但毕竟让很多沿海肥沃的良田抛荒。复界之后,康熙帝重申“与民休息”之政策,招民复业,在一定程度减轻赋额的基础上,尤其重视垦荒,在复界地区,清政府所给的政策是:有主荒地还给原主,无主荒地听任承垦,“总俟三年起科”。[17]潮汕地区如迁界损伤较严重的澄海,知县王岱莅任时正值“承平未久”,即重视“招徕垦辟,兴修水利”。[18]至雍正元年(1723),又颁上谕:“嗣后各省凡有可垦之地,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和阻挠。同时还给以起科年限更加宽松的优惠,“水田仍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著为定例”。地方官劝垦地亩多者,还可“议叙”。[19]规定地方官以劝农耕垦为重要职责。在这种政策引导下,地方官员对此也多不敢怠慢。于是潮汕沿海地区因迁界抛荒的田地,渐渐地被复业之民开垦种植,而且在兴修水利等的实际措施的配合下,逐渐恢复成为良沃田地。
   到雍乾时期,由于较长一段时间政治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加上朝廷的“盛世滋生,永不加赋”的政策,潮汕地区人口增长很快,尽管由于开放海禁形成一定的劳动力向海上贸易、交通运输和手工业、捕捞业的转移,但在农业方面依然呈现出人多地少的局面,而清廷继续实行其重农务本、奖励耕垦的政策,乾隆年间,整个广东全省又实施了一次大规模的垦荒。乾隆五年(1740)特颁谕旨,指出因为生齿日繁,而地不加广,唯有垦荒可增加耕地,使民足食,于是,“命开垦闲旷地土”,“凡边省内地零星地土可以开垦者”,“悉听该地民夷垦种,免其升科。并严禁豪强首告争夺”。[20]乾隆三十一年(1766),户部遵旨议定:广东新开垦之地,“中则以上水田不及一亩,旱田不及三亩;下则水田不及五亩,旱田不及十亩……俱永远免其升科”。[21]三十九年(1774),又重申放宽广东垦荒田地的起科年限,“通照旱田例十年起科”。[22]这些政策,无疑都一定程度地促进潮汕地区的垦荒进程。本来,作为人多地少的潮汕地区,农民的垦荒活动是势所必然,无时无刻都在进行的,而由于有上述若干优惠政策的鼓励,某种程度地减少了人民垦荒的成本,因而也就增加了一般农民垦荒的积极性。这个阶段主要的垦荒集中在潮汕三江的三角洲平原地带,尤其是韩江三角洲和练江三角洲平原的垦沙,再就是三江出海口湿地的围塭造田。这两个部分的垦荒规模都是比较大的,它的特点是与水利设施的修建较紧密地结合。因为只有与水利设施的修建紧密结合,才能保持垦荒的田地能够变成收成较好的田地,更好地得到利用,更好地发挥实际效益。
   虽然潮汕地区清代垦荒的实际数字因资料缺乏,很难作较完整的统计,但据《广东通史》所引相关资料,由于垦荒和垦沙,广东全省耕地面积的数据:
   雍正二年(1724),广东耕地面积为31,247,464亩,乾隆三十一年(1766)增为33,696,253亩,嘉庆年间(1796-1820),又增至33,867,898亩。[23]
   则自雍正二年至嘉庆年间,广东全省垦荒与垦沙实际增加耕地面积620多万亩,如果按潮汕地区占五分之一计算,则潮汕地区清代垦荒垦沙所增加的耕地面积,便有120多万亩,这是一个颇为巨大的数字。应该说,家园建设、垦荒活动是一个地区民生自我改善、自我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地域农业文明进步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潮汕地域人民自身发展和对耕地的热爱,与作为农民对土地的热望与向往的必然结果。
   三、农业基础设施:农田水利建设
   潮汕地区的水利建设,经明代较大规模的兴修,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堤防设施和覆盖面较大的农田灌溉系统。无论是南部沿江沿海地带,还是北部的丘陵地带,都已大体解决了水田的排灌和沿江沿海堤防的基本防护。如果不是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农业的收成是比较稳定的,因而明代潮汕地区的繁荣和发展是前所未有的。
   所谓水利设施,一方面是防洪;一方面是防旱防涝,主要是蓄水灌溉和排水防涝。用以保证本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防止农作物因旱因涝而受损。潮汕的水利设施,平原地区主要有堤防,其次是涵闸沟渠溪港,山区丘陵地区主要是陂塘。除堤防的主要功能为防洪外,所有其他各类水利设施,主要功能都是灌溉和排涝,以保证本地区旱涝都能有较好的收成。清初由于战乱和迁界,一方面官府无暇顾及水利设施的修建和维护,一方面因迁界而使沿海界外地区的江堤海堤和涵闸沟渠等的排灌系统自然地荒废和损毁。因而在复界之后,沿海地区所面临的水利设施的建设和修复的局面是相当严峻的。但是,在北部山区丘陵地带,由于迁界的人口聚集,经历较大规模垦荒乃至由于人口密集而形成整个农业生产的精耕细作,水利设施的建设也就自然地随之发展。因而北部山区的水利建设并没有中断与毁损,反而有连续性的增建。据乾隆《潮州府志》及各县志等所载,北部山区的陂塘设施,可谓是星罗棋布,几乎是每一处有水流的山坑,都有一两处乃至多处筑陂蓄水,引渠以灌溉周边的冲积田地。因而北部除陂塘沟渠引不到的部分旱园旱田,山地水田的灌溉却能基本得到保证。
   1.堤防
   潮汕地区的堤防,比较集中是在韩江下游,韩江发源于汀、赣、粤东北,流程长,落差大,流量也大,潮汕处于下游的出海口,遇上游及本区域连降暴雨,或热带风暴台风飓风引发的连续降雨,江水暴涨,决堤等大的水灾是时有发生的。加上清初因迁界而荒废失修,像韩江下游的横砂堤,因海禁迁民内地,此堤已斥界外,“上莆、龙溪、水南、南桂数都田地悉附波臣”,直到康熙八年(1669)巡抚王来任、总督李率泰请弛海禁,邑人许重晦、林振秀、卢继尚等倡议修筑,工程完成,“数都界外田地始得垦复”[24]又如水南鲤鱼沟堤,自康熙三十六年(1697)溃决之后,荒废达30余年,至雍正八年(1730)才重建,共长3173丈。[25]澄海县有顺治十三年(1656)始建、雍正十二年(1734)重建的长721丈的套子堤,康熙五十二年(1713)创建的长1300丈大牙富砂堤,乾隆十六年(1751)创建的长达七里的上港堤等等[26],使韩江三角洲到嘉庆年间,各汊河的堤防筑至北溪二级分汊口的南砂,东溪下游的南洋(今莲下)、东湖,西溪的分汊外砂溪(南河)和新津河之间的外砂,新津河和梅溪河之间的鸥汀、官埭。河堤在这一线正好与起自南砂,经莲下、澄海、外砂、下蓬(鸥汀),止于汕头的韩江三角洲前缘第二列沙陇交界。[27]还有像北门堤、南门堤、东厢堤、江东堤、秋溪堤等,在清代,或因被大水冲决,或因出现险情,都曾有过较大规模的修筑,而且大都是由各级地方官府(或联系乡绅)倡捐而修筑,修筑的规模和工程不断增大,大部分为防渗漏或冲激系筑灰堤,还有在险要处建石矶以杀水势。[28]总之,韩江堤防工程量很大,但因其关乎民生,一旦决堤,关系重大,如清代潮州士人陈王猷在《决堤叹》一诗小序中所描述:“郡北堤横决数十丈,西关千室一空。海、潮、揭、普四县田庐,亦淹没过半”。[29]损失是极其惨重的。因此,官府的倡修堤防,是颇为用力的,而地方士绅,包括富商,乃至平民,于修堤之认捐,也多踊跃。除最大限度的韩江,潮汕各地江河很多,榕江、练江、黄岗河及沿海洼地,都多有堤防之建设。
   在清代,这些堤防都有不同程度的修建,或因洪水冲决而重修。堤防实际上关乎民生至大,故而地方官府乃至士绅,相对来说还都比较重视,力于修筑,以御洪灾。但尽管如此,遇到大的洪涝,仍难免某地某局部的崩塌冲决,造成的损失也都是比较大的。
   2.涵闸沟渠溪港
   涵闸之设,主要功能为引水灌田,同时也为排水防涝。以韩江为主的各地堤防,在修建成围之后,在各个原来的小河汊溪流之处,都建置了涵闸,沿溪流及其分支沟渠以灌溉农田。乾隆《潮州府志》载有海阳南门涵的碑记,其中有一段关于涵闸功能的准确描述:
   涵则江与溪之枢纽也。盖江高于溪,溪藉江水引入以溉田。而江涨则溪不能受,故设涵以时启闭。水小则启涵以通其流,水大则闭涵以遏其势。[30]
   潮汕地区仅韩江下游各处堤防所设这类型的涵闸,据志书所载,约有近百处。有些涵闸,不够宽广,旱时不够灌田,则及时改建,如澄海新溪涵,改建后广“一丈二尺,石砌其旁,下浚使深,毋致淤塞。淹大石于上,以利通衢,中用木闸,以时启闭”。[31]每处涵闸,一般可灌田数百亩至数千亩不等。其中各因地制宜,也有少数堤内小溪河本身有来自山地的水流,一般只有排水功能而没有引入江水的,则自设关闸以蓄水灌田,兼及排涝。如水南都之龙门关,“由溪口涵引北溪水入,历内坑、寨内,汇仙田等十三乡水,由横山脚绕水南都以出此关,水南、东厢、秋溪三都抵御大水及田园灌溉皆赖之”。[32]还有部分关闸则是修筑于近入海口的河汊溪流,其附近田地潮水涨时会有咸水灌入,在这些河汊溪流修筑关闸,除排涝外,主要功能在于蓄淡冲咸,结合沿海地带筑塭堤防咸,关闸则蓄淡水而灌溉,则能使咸田逐渐变成沃土。还有一些溪港,其功能同样是灌溉与排涝,有些溪港,水流落差不大,水位有低于水田的,灌溉时则须借助一些设施,如龙骨水车、桔槔等,采用人工操作,也颇省力。这些,都是潮汕沿江海因地制宜的水利设施。
   在清代,这种种的水利设施,较之前代,具有成倍的扩展。而这也促使清代的潮汕农业,同样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
   3.陂塘
   在潮汕区域,沿江沿海的平原地区,从总面积来看远少于山区丘陵地带,丰顺、大埔全境及饶平、揭阳、普宁、潮阳、惠来、海阳等县的北部,都是山区丘陵地带。这些丘陵地带,也有不少小块的平地,其山沟冲积地,通过开垦,也有很多水田和可种植旱园,尤其是水田,也须蓄水灌溉以保有较好的收获。因此,陂塘一类的水利建设也就势所必然。在明代及以前,山区的开垦还不是很充分,农业开发不是很发达,陂塘的建设为数较少,据明嘉靖《潮州府志》所载,潮州府范围所建造的陂塘,尚不足百处。[33]但到乾隆《潮州府志》所载,潮州府所属已有陂塘700多处,仅饶平和丰顺两县就有近500处,普宁也有近百处。[34]建造速度之快,令人难以想象,几乎有些难以置信。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由于清初的迁界,大量的界外人口拥向北部山区,加速了山区荒地的开垦和农业的开发,水利设施自然也就必须跟上,以扩大山区水田的灌溉面积。所以,陂塘的修筑进程很快。所谓“疏山浚泉,修陂池水泽之利”[35]。当然,这一方面也是因为山区陂塘的修筑,多数工程不是很大,只是在有水流的坑道构筑堤埧以拦坑蓄水,引沟渠灌溉田园,加以合理利用。有的较大型的陂须在蓄水一面建筑灰石埧,有些大陂以下,还有多处分支,各分支又分别筑陂,而且有的还不止一处,如揭阳发源于北山三十岭的“龟山大陂”。[36]一般的陂塘,大的可灌溉田园数千亩,小的也可灌溉数十亩至数百亩。部分还可开凿沟渠引水灌溉较低的山地旱园,使旱园作物更能保收。
   总上来看,清代潮汕的水利建设,较之前代,无论是规模和数量,也无论是沿江沿海的堤防、涵闸沟渠,还是北部山区的陂塘,都有很大的发展,乃至工程技术的进步。
   综上所述,清王朝稳定其统治的局面之后,实行了一系列恢复农业生产的政策措施,包括“招民复业,恢复生产”、“轻徭薄赋”和“鼓励垦荒”等,这使得潮汕地区的农业发展具备了较为良好的空间;作为农业发展基础设施的农田水利建设,包括沿江沿海的堤防、涵闸沟渠溪港和北部丘陵地区的陂塘等,都有较大力度的修筑和扩建。可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这无疑为潮汕地区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吴二持
   摘自2019年第2期《潮商潮学》
  
(发表日期:2019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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