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瓷都”是潮州——从史志上看潮州窑


   2004年4月12日,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陶瓷工业协会授予潮州“中国瓷都”的称号。同年7月1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在“媒体广场”介绍:7月7日,江西景德镇成立了志愿律师团,并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侵犯景德镇名誉权,称把制瓷历史没有景德镇悠久、瓷器质量没有景德镇好、影响没有景德镇大的潮州授予“中国瓷都”称号,是开了个“国际玩笑”。但我们从史志上看,潮州不但在建置上比景德镇(民国才有镇称,清代以前称浮梁、新昌、新平)早一千多年,而且在制瓷历史、生产规模、出口情况和国际影响,都是景德镇所望尘莫及的,只是先前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做得不到位而己。本文从介绍潮州制作陶瓷的历史、生产和出口规模和国际影响三个方面与景德镇作比较,便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次评定潮州为“中国瓷都”是有充足的历史和现实依据的。
   一、潮州在汉晋时期已大量生产陶瓷
   在地图出版社的《中国地图册•江西省》的介绍有“景德镇市位于本省东北部的皖赣铁路线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历史,为我国古代四大名镇之一,宋代以‘景德名窑’闻名全国,因制瓷业发达,有‘瓷都’之称。”这介绍有两处错误。其一:景德镇虽然与岳飞大败金兵的朱仙镇、盛产火腿的金华镇、铸造业发达的佛山镇同为中国四大名镇,但由于是清代末年才有“景德镇”之称,故与“古代”沾不上边。因为在历史学概念上,清末属于现代而非古代。其二:宋代没有“景德名窑”之说,景德是宋真宗赵恒(998至1021年在位)的年号之一,只有四年,即1004至1007年。相传当时在江西饶州浮梁县己开始生产瓷器,故以年号为镇称。而现今市区前称“大厂”,是明宣德年间(1426年开始)建的官窑厂址。所以从考古和遗存瓷器来看,景德镇的大规模制瓷历史才有六百多年,比潮州在北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年开始)大规模出口瓷器要慢四百年!宋代便有“景德名窑”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从来就没有什么学术机构承认过景德镇是“中国瓷都”,那有什么名誉权?。
   浮梁县是唐宪宗元和年间(806年开始)才置县的,这不但比潮州在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置州要慢二百多年,而比潮州的古称海阳在周成王元(公元前1050)年置名要慢一千八百多年!浮梁县在唐宋间以产茶而闻名,唐代大诗人白居易(772至846年、字乐天,太原人)在他晚年作的长诗《琵琶行》中也有“前日浮梁买茶去”之句。宋代的饶州(包括浮梁)也为皇家产茶的场厂。而大规模烧制瓷器必须取土和砍树作燃料,这似乎是皇家茶园的规制不允许的,可见宋代未必能在浮梁产茶区大量烧制瓷器。
   而在潮州方面:一般人以为是北宋的熙宁、元祐间才在城东笔架山生产瓷器(其窑址在1961年9月被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从考古的发现来看:潮州先民在八千年前已生产陶器。1993年在南澳(古属饶平县)后宅镇象山尾新开口南壁(地名)己出土有深灰色的粗绳纹陶片,据中山大学曾骐教授判定:其生产年代在八千年前!而原潮州城郊陈桥和池湖村贝丘遗址出土有大批陶器残片,证明潮州城郊在四千多年前已大量生产陶器。此后在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皇帝刘邦封越将摇毋余为食邑一千八百户的海阳侯,他本人或后代在澄海澄城北五里的莲阳河西侧(原潮州古海港)建有王台,从遗址出土的大量瓦片、瓦筒、瓦当来看:潮州当时己能烧制高档建筑材料以供多梯级多层的高台宫殿之用,如长三十五、宽十七、厚五厘米的汉砖和水罐、舀、皿、唾壶等器物,特别是瓦当这类高级建筑材料,绝非是一般民居能作装饰使用的。广东至今发现有瓦当的汉代建筑仅有三处:一处是广州市区中山四路的越王台,二是梅州五华雄狮山的长乐台,加上黾山遗址共是三处。而南越王赵佗的长乐台遗址在韩江的梅江上游,也有可能是在潮州烧制建筑材料后水运到雄狮山建台的,因为该台的瓦当类似龟山而异于广州越王台,所以也可知潮州制陶生产早在二千多年前便十分兴旺和发达。潮州博物馆藏的汉代绿釉陶壶,也是汉代潮州己能生产陶器的佐证。
   在潮安县归湖镇塘埔管区乌石岭南坡的“蜂采花”,有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葬墓,出土有瓷碗、瓷盂和瓷纺轮。而在潮阳孤山的次年葬墓群也出土有八件瓷器,其中有盘口鸡首壶、瓷羊、瓷奁和盖、四耳罐等。在揭阳博物馆也有晋代的瓷羊和陶罐,它们的胎质与潮州城北窑上埔陶瓷窑遗址的残片相同,由于这两处晋墓都有纪年砖,可以证明潮州在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东晋已能生产瓷器。窑上埔又名窑房,在原城区西北郊,南面距西湖山一里,附近有田东园、瓮片山、北堤头、竹竿山、象鼻山等处,都是唐代以前烧制陶瓷器的窑址遗存。随着年代推移和城区扩大,至今在新溪旁尚存唐代以前的鏝头窑址一处,其残部为马蹄形,其结构的保存比较完整,1987年被列为潮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新溪旁唐窑遗址较为完整,其平面为半椭圆形,方向一百八十度,尚存窑床、窑后壁和烟道等部分。它们都用耐火土夯筑而成,极为坚固,主要是烧制建筑材料和陶瓷两用的窑址。出土的器物主要有碗、碟、罐、壶、杯、盆、枕、坛、砖、瓦等,釉色有青、黄青、酱褐等。釉面都开片,器物施釉多不到其底部。建筑材料有砖、瓦当、板瓦和筒瓦四种,胎色为灰白或白,火候不高,饰纹有莲花瓣和菊花瓣。这一带先前有六处以上的窑址,加上原潮州府境内的揭东县曲溪镇龙石管区赤血河窑址、榕城榕江北岸十二里的黄岐山遗址、普宁流沙镇东北六十里的广太镇绵远管区虎头埔古窑址(十五座),可以窥见唐代以前潮州陶瓷窑的生产规模和繁荣情况。在潮州市博物馆还藏有南朝的十二生肖云龙莲花瓶和隋代的黄釉三耳罐,而在史书上,目前尚未见有景德镇唐代以前生产瓷器的记载。
   二、唐代潮州陶瓷生产的盛况
   1954年2月,在潮州城北南郊的厦寺乡洪厝埔,因民工们取土修堤,开挖出一片烧制青釉瓷器的窑址,经有关专家查勘,确认其中有三座属于唐代。附近的竹园墩也有五座,并有唐井二口。而在城北的四处小山岗居然有二十六座,它们的窑身长约六米、高三米,窑体分窑门、火膛、窑床、烟道等部分。唐代潮州窑产品的工艺精美方面为国内各窑之先进.有印纹、镂孔、刻线、堆帖、点彩几种,其中有一件直口平底盆,在通体青釉上点染酱褐色,颇为醒目,被认为是潮州彩瓷的鼻祖,这种染彩方式,比低温的“唐三彩”陶器更加先进。而印花瓦当有椭圆和圆形两类,表面模印的花瓣均匀规整,手法熟练,与西安出土的大明宫(唐代)相同。这不但反映潮州窑当时的制作水平,也对其生产年代的认定提供了参照的依据。从窑址附近出土的莲花纹纪年砖有“仪凤四年(679)”字样,可知这些窑址建于初唐。
   仪凤是唐高宗李治(650至684年在位)的年号之一,仪凤四年六月改元为调露元年(次年八月又改元永隆),所以《中国历史纪年表》把仪凤四年作为调露元年,不能以此来怀疑此纪年砖的可靠性。当时是韩愈(768至824年,字退之,河南孟县人)贬潮的一百四十年前,可知潮州应该是很繁荣的,因为苏轼(1036至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在《与潮州吴子野论韩文公庙碑书》有“岭外瓦屋始于宋广平(名相宋璟之言),自尔延及支郡。而潮(州)尤盛鱼鳞、鸟翼(都是瓦屋式样),信如张燕公之言也”,可知当时潮州多是瓦如鱼鳞和鸟翼的瓦屋而非浮梁茶乡的土寮茅舍。
   潮州当时还建有“浪西楼”;韩愈在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贬潮时,大诗人贾岛(字阆仙、范阳人,时任长江主簿)有《寄韩潮州愈》诗:
   此心曾与木兰舟直到天南潮水头
   隔岭篇章来华岳出关书信过泷流
   峰悬驿路残云断海浸城根老树秋
   一夕瘴烟风卷尽月明初上浪西楼
   在唐代,建楼是了不起的事,当时武汉有黄鹤楼,南昌有滕王阁,都是天下闻名的楼阁。潮州的“浪西楼”能在大诗人笔下出现,也应该是名闻全国了。而建高楼用的陶瓷建筑材料,肯定也为潮州窑所产,而唐代潮州开元寺、潮阳灵山寺、程乡(今梅州,清代以前为潮州属县)阴那寺等一些大型建筑兴建的内需,也和海外贸易一样促进了潮州窑的生产和发展。
   潮州博物馆藏还有两件唐代的青釉四瓣口大碗;其中的一件大碗口径三十一、高九点三、足径十五点三厘米,敞口、圆唇、内壁口沿压有四个凹点而成为四瓣口,连接有四条凸起的直脊至碗底,圆饼形足,足底用慢轮旋削成“玉壁底”,通体施釉,釉色青中泛白,开冰裂纹片,光泽洁润,晶莹似玉,碗底有四块圆形的垫烧迹,可见其胎釉结合紧密。目前存世的唐代瓷碗中存在“四多四少”的情况,即:小碗多、大碗少,半截釉的多、满釉的少,平底圈足多、玉壁底的少,脱釉的多、胎釉结合紧密的少。所以在北京故宫博物馆珍藏的另一件唐代潮州窑大碗属于国宝级文物,应是中国唐代瓷碗中最好的一件。
   1981年,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中国陶瓷外销学术讨论会的泰国学者,带来了从曼谷出土的九片中国古代瓷片,其中有两片的造型(局部)、釉色和垫烧迹与唐代潮州窑大碗的局部完全相同,由此而成为唐代潮州窑产品曾出口泰国的物证。从史书上看,早在唐代,伊朗和泰国便与潮州有贸易关系,《全唐文,德宗纪》便有“波斯,古暹本两(国)舶顺风而至潮州”。而伊拉克在古代是波斯的一部,巴格达博物馆战前便收藏有潮州窑产的瓷狗、瓷人像(深眼高鼻)和军持(水壶)等产品。而在泰国博物馆,也珍藏有唐代潮州窑出产青釉四耳罐、大碗、碟、盆等。由于其中一件有“水东窑”字样,有的专家便认为是梅州畲坑的水东窑而不是笔架山的水东窑所产。但这不要紧,因为唐代的梅州也属潮州程乡县。而景德镇在唐代是没有生产瓷器的,更谈不到出口贸易。
   三、宋代潮州窑的生产规模和国际影响
   一般人以为宋代潮州窑只是城东笔架山百窑村一处,其实它只是三大窑区中的一个,另一个是在潮州城南、城西和城北,统称附城窑区;再一个是澄海程洋岗的港口窑区,它属澄海莲下镇,1973年7月在程洋岗、窖东、窖西、管陇等处,发现有十二处窑址,而当地民众传说“五代有七窑,北宋有十三窑,明代有十七窑”之多!但其中九处窑址肯定是北宋和五代的。而程洋岗的营盘山(距澄城十五里)在1961年2月也发现有古窑遗址,由于瓷片都有笔架山窑特征,因而也是属于唐宋潮州窑的延伸。而在程洋岗二里处的窖西缶灶山也有宋窑遗址,可见当年潮州港口也有很多专为出口烧制瓷器的瓷窑。
   笔架山窑区依山傍水,南北迤亘八里,北起虎头山,南至印仔山,窑址鳞次栉比,有“百窑村”之誉。由于此窑区先前己多有介绍,这里不再重复。但应该一提的是笔架山窑区向东南的磷溪镇仙田管区的钵仔山延伸,在山北坡出土有三处宋窑遗址,面积约十五亩,是用红砖砌壁的龙窑,窑壁因为多次烧制瓷器而呈现玻璃状。每窑长约三十米、宽二点八米,窑址中尚有一条火膛和窑门可以辨认,从遗物标本的瓷质、釉色和工艺特点考证,都与笔架山宋窑相同。而笔架山窑仅现在保存的一条残长的窑膛便达七十九点五米、宽六点八米、残高四点二米,共计二千二百七十点五二立方米!据称每次能烧制瓷器二十二万余件(只),是北方名窑的总产量。而景德镇自称清代最辉煌时期的每年出口量也只有八万余件(只)。从窑膛壁残存的玻璃结晶体来看:此窑已经多次使用。对比潮州窑这一惊人的生产规模,可见景德镇当时的生产规模是微不足道的。
   如此超长的龙窑,其燃料的选用和投放、盒钵的放置和摆叠,炉温的控制和保持,还原气焰的运用和掌握(俗称看火),都需要复杂的工艺和技术处理,没有丰富的经验和厚实的物质基础,是难以掌握的!而且这样的窑址,在笔架山还有十三条之多。由此也可见潮州窑瓷器不但在烧制上为当时世界第一,而且质量也是别处瓷窑所不能相比的,因为其胎质坚实细密,极少有铁斑和气孔的存在,可知在制胚前的炼泥操作上已有认真的淘洗和捶压,这也是领先当时的全国同行。而釉色有白、影青、青、黄和酱褐色五种,这也是世界之最,因为国内名窑一般只有一两种釉色(因为受生产规模所限制)。而潮州窑产品的釉质多有开片,釉层能够均匀,色泽晶莹滋润,白釉如银、青釉如玉,其精致程度令人赞叹!
   潮州窑造型和装饰上更是丰富多彩而无可伦比。仅就瓷碗而言;便有侈口、敛口、反口和瓣口,还有凸唇、卷唇、折唇,又有刻花、刻物(如鲤鱼)、划花、划线等,加上大小高低之别,类型多达三十余种,还不包括釉色之别。而在工艺上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如鲤鱼壶的设计是把鱼嘴上含喇叭形为壶口,鱼头、鱼眼、鱼鳃、鱼鳍和鱼鳞作模印而成为壶身,壶柄为鱼钩倒置,这优美的造型是富有想象力的装饰工艺。另一种凤首壶则吸收伊朗萨珊王朝饰品金银器的造型,融合中国的制作工艺;把凤首横置在瓶颈上,使用是改握为抓,很适合于沙漠地区应用(可以系在马鞍上)。而横置的凤身是中空的,在马背奔驰时又能保证瓶里的水不会从瓶口溢出!这巧夺天工的设计真是令人惊叹。
   笔架山窑宋瓷还有一项铭文字数最多、时间最久和内容最丰富的世界记录:1922年在羊鼻岗出土的四尊佛像是周总理生前指示从香港购回的国宝级文物,佛像连座三十一厘米,风格古扑典雅,神态端庄慈祥,佛像座都有铭文;1980年8月出土另一尊在像座上刻有包括窑名、订制人名、用途、烧制日期和工匠名字五方面内容的铭文共有七十二个字:
   潮州水东中窑甲女弟子陈十五娘同男刘育发心塑造释迦牟尼佛像散施永充供养奉为亡夫刘第七郎早超生界延愿合家男女乞保平安熙宁二年(1069)
   己酉正月十八日题匠人周明
   此铭超过清高宗乾隆六年(1741)内务府唐英监制的青花缠枝莲花瓶,该瓶有铭文六十八字,但只有监制人姓名、器物用途和烧制日期,对比潮州窑佛像座铭文,少了四字,还少了窑名和工匠姓名两个方面内容,时间也晚六百七十二年!古瓷器铭文在国际陶瓷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这方面也是景德镇瓷器所不能比的。
   同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潮州开元寺的大雄宝殿里还有北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铸的大铜钟,高一点七米、直径一点一米、重三千二百斤。上有铭文二十六行记录铸钟原因、年代和有关人事,其中有“白瓷窑住弟子刘竞、王满、王长,顺德邝一娘各舍钱五贯文各祈平安”。可知铸此钟时笔架山百窑村继其鼎盛期的熙宁后五十年还在经营,三个窑主和一个顺德妇女(可能是其中一人之妻)共拿出二十贯铜钱参加铸钟,而铸这个铜钟才用八十五贯钱。当时十个铜钱为一串、百个为吊、千个为贯、一贯钱正常时为银子一两(有时银贵钱贱、有时钱贵银贱、比价不超过三成)。由此也可见百窑村窑主的经济能力很强。这两行铭文以前没有受到重视,实质上是中国陶瓷研究史上独有的宝贵资料,不但景德镇没有,而且世界上刻在铜钟或铜器上的有关瓷窑资料也仅此一宗!
   潮州作为“中国瓷都”的必然性,还在于有其深远的国际影响。泰国的潮州籍华侨最多,该国第一王朝建都于素可泰SUKHOTAI府,其宋加洛瓷器相传是元代由五百名潮州工匠坐着三十三条船泛海到泰国建窑烧制的,从其依山而建的龙窑类同笔架山窑和瓷器风格同于潮州窑(此前误认是浙江龙泉窑)来看,应该是潮州窑工到宋加洛建窑制瓷,而比宋加洛更早的速古台瓷窑,则在宋加洛南面一百六十里,其窑体也类似于潮州北关窑上埔的唐窑,遗存物也和潮州窑相同。加上前面提及的曼谷出土潮州窑唐代青瓷大碗残片,可知元代以前已有潮州窑工到速古台建窑制作陶瓷以供素可泰王朝的建筑和日用,而先前认为是河北磁州窑工匠至此建窑之说是不可信的。越南的北宁和藩朗,在1465年的明宪宗成化年间便有潮州瓷工前往建窑烧制瓷器。当时景德镇虽然是官窑,而且质量也好,但由于是内务府钦差监制,不但产量极少(不准老百姓使用和流通),而且官府还严格控制生产技术以防外传。所以在国际影响和产量上,都不能和潮州窑相比,这就是历史事实。
   由于潮州城郊到处是窑址,特别是笔架山一带,所以人们见惯不奇,人们也没有保护意识。1935年,意大利学者斐利专程到福建和广东调查古窑址,他在笔架山窑采集了很多样本。据他在调查报告所称:潮州的古窑址为世界最大最多的古窑址,这里残片遍布二平方公里,有很厚的堆积层,河边堆积的古瓷片已达到十余尺厚。在改革开放之前,当地居民把瓷器的残片和盒钵打碎后以立方米计算,作为建筑用的碎石出售,并且一直卖了几十年!但时至今日,我们还能在山上找到瓷片和盒钵。早在1972年6月,广东省考古训练班便在笔架山窑址发现了三条北宋窑,并写有《潮州笔架山宋窑发掘报告》一书出版。著名陶瓷专家曾广亿也有诗赞叹:
   柴越钧哥汝定官更无人论到潮安
   熙宁元祐年间字改写陶瓷旧史观
   由此可知历史上著名的柴窑、越窑、钧窑、哥窑、汝窑、定窑、官窑(景德镇跟这七大名窑都不沾边)都没有潮州窑的生产规模和国际影响,中国的陶瓷史必须重写!二十年后,曾广亿提出的倡议才得到认证,国家有关部门才恢复了历史面目,归还给潮州窑应有的荣誉。1980年8月,广东省博物馆又在笔架山发掘整理了三座宋窑,出土瓷器、窑具达六百五十五件!三个月后,北京故宫博物馆的古陶瓷专家耿宝昌先生专程到潮州考察,当时他在潮安博物馆作演讲时,己提出潮州应该是“中国瓷都”的命题。
   四、明、清和民国初年潮州瓷器的出口情况
   明代和清代,由于景德镇是官窑,所以在瓷器质量上优于潮州窑产品,但仅此而己,因为物以稀为贵,而在产量上,却只是潮州窑的几百分之一。康熙版《饶州府志,山川》有“昌江在浮梁县(城,今新平镇,在今市区北)之南,其水西流,会诸溪入鄱江。”昌江从景德镇向西南流、经鲇鱼山、凤岗、古南到达波阳县城,再经鄱江流入鄱阳湖。所以在古代,由于昌江能通小船处仅几十里,故交通也不很方便的。从《琵琶行》诗中也可知乐女的丈夫到浮梁买茶要换上小船,让她“江口守空船”。交通不便阻碍了景德镇陶瓷生产的发展,那能比潮州“大海在其南”的优越地理位置。而明代潮州城西继续生产和出口陶瓷,由于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优越的运输条件,所以还是“炉火烛天”,迅猛发展。当时还有今饶平新丰至九村一带,继续烧制青瓷器皿以供出口;以鸡、凤鸟纹作釉下彩,而且兼画花草人物,也有题上诗句和书法的,质量上虽比不上景德镇的官窑产品,但在外销数量和总产量上应该是景德镇远远所不及的。
   据《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三》可知:“正统九年(1444),广东潮州府民滨海者五十五人私下海通货爪哇国(今印度尼西亚)。因而叛附爪哇者二十二人,其余俱归。复具舟将发(再去),知府王源获其四人、以闻”。《明宪宗实录•卷二五九》也有“成化二十年(1484)十二月,有通番巨舟三十七艘泊广东潮州府界”。可知当时潮州的外贸活动规模很大,其中的商品便有大宗出口的陶瓷器,因为在潮州,除陶瓷之外,当时也没有什么商品可以走私。《明经世文编•卷二一九》中宰相严嵩在奏折中指出:有“潮州府潮阳县违法前往琉球(今冲绳)一次便有海船二十一只,梢(公)水(手)一千三百名”。可知当时外销瓷器规模之大,因为冲绳那里的博物馆的明代瓷器多是潮州窑产品。
   潮州市博物馆藏有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1600)立的《西厢陶工碑》,它是潮州大书法家吴殿邦(1582至1641年,字尔达,号海日,官尚宝卿)之父吴卜高等人所立。指出“西厢(时有枫溪、池湖、古板头、蔡陇四村)下社民以造陶营生,凡上司:府、县各衙(门)家伙及春、秋二祭,军务,考校等项瓷器一暨答应(免费供用),另自出佚搬运。及以城外西坛、濠沟(三利溪)堤岸,官路工作(维修)”,可知当时因生产规模之大而负担徭役之重。而1998年在西沙群岛光华礁发现的明代沉船,上面的青花瓷器,也不少是明代潮州窑的产品,因为当时潮州窑以出产青花(俗称:蓝花)碗盘之类的日用瓷器而闻名南洋。潮州窑的明代青花瓷器虽不及景德镇瓷器的精致,但由于釉下彩的原料是进口的,加上高温烧制既耐用又便于运输,所以便成为出口的大宗日用商品。
   1995年德国汉堡古船打捞公司在南中国海(南沙群岛)打捞到一艘潮州红头船(俗称:大五肚),从五个货仓里得到了三十二万件(只)清代青花日用瓷器!从其拍卖目录的图片上看,视其青花原料质量、图案设计(釉下彩)和器物造型,均是潮州窑的产品,都和枫溪清代产品一致。清穆宗同治十二年(1873),潮州瓷器曾参加在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博览会。据其会刊介绍,当时在上海、香港、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新加坡和曼谷共有一百多处经销潮州窑产品的专卖店,其瓷器的精美和雅致为世人赞赏。而整个南洋群岛以及阿拉伯世界,所有的大陶缸、薄钵,日用瓷器,历来都是潮州窑所产。
   民国初年两任汕头市政厅长萧冠英(字菊魂,大埔百侯人,1923和1927年)在《六十年来之岭东纪略》提到:民国九年(1920),经汕头海关报关的潮州窑瓷器是十六万五千八百零六包装件,价值三百二十九万八千六十八两关平银,陶器七万一千九十三包装件,价值二十四万一干七百十四两关平银,为当时各口岸出口陶瓷器之最。而次年也有瓷器十三万九千六百九十五包装件报关,价值二百八十七万八千六百零五两,陶器也有三万五千八十五件报关,价值十二万一千九百两。连续创造了我国各海关中的最高陶瓷报关值!可知当时出口瓷器规模要比景德镇大十倍以上,如果加上没有报关的走私瓷器,以及内销瓷器,估计潮州瓷产量每年己达到五十万包装件(五千万件只)以上,这也是全国各陶瓷产区之最。景德镇有关部门自称1620至1657年有三百万件(只)出口,折算起来平均每年也只有八万只即八百件。目前,景德镇陶瓷年产值仅二十亿元,那能与潮州的一百五十六亿元(其中创造了六亿四千三百万美元出口额)抗衡,目前全景德镇陶瓷年出口也只有二千万美元,还不如潮州一家大型民营瓷厂。
   由于古代的交通不便,潮州窑瓷器在国内的影响没有景德镇大,很多人也不了解潮州窑的历史及其国际影响,加上潮州瓷是以外销为主,历来缺少宣传,所以其辉煌历史却鲜为人知。有些媒体受到传统偏见影响,误认专家们把“中国瓷都”的称号授予潮州是“暗箱操作”,这都是因为不了解潮州陶瓷生产的辉煌历史所致。从1954至1984年的三十年间,国家和省级的陶瓷专家共有十七批次到潮州进行勘查发掘,潮州唐宋古瓷和现代大规模生产和高超工艺的面貌才比较清楚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所以从本文提供的资料分析,我们可清晰地看到:潮州窑要比景德镇早几千年生产陶器,其产品质量在很长时间里都比景德镇瓷器优越,总产量又是景德镇的几百倍或几千倍以上,所以“中国瓷都”的称号授予潮州是历史使然,并非开“国际玩笑”。
   □陈耿之
   摘自2017年第2期(总第55期)《潮学通讯》
  
  
(发表日期:2019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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