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同是建成21世纪海丝的重要保证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下简称21世纪“海丝”)倡议顺应了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然而,建设21世纪“海丝”,不仅涉及到经济,而且关系到文化,文化认同便成为构建21世纪“海丝”的重要保证。
   文化认同是重要纽带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1833-1905)在其出版的《中国一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1877-1912)的5卷巨著中,首先出现“丝绸之路”(简称“丝路”)一词。1903年“欧洲汉学泰斗”、法国的埃玛纽埃尔一爱德华•沙畹(1865-1918)则首先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他在其所著的《西突厥史料》(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就提出:“丝绸有陆海两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洋诸港之道。”1968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所著的《探索海上丝绸之路》,正式使用“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名称。由于海上丝绸之路,在东、西方之间不仅是经济交流的重要渠道,而且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因此,在构建21世纪“海丝”时,就应当将文化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列入发展总体规划之中。
   文化是除市场经济之外的另一只“无形之手”。那么,在构建21世纪“海丝”过程中,文化还有一个认同的问题。
   关于文化认同,有学者作出这样的解读: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基本价值的认同;是凝聚这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纽带,是这个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而且是最深层次的基础。
   然而,当今世界已进入全球化时代,一个民族、国家闭关自守是不可能发展的,美国社会预测学家约翰•奈期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就如是说:“在这新经济时代,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越来越互相依赖”(同上P55)协作生产将成为“世界经济结合的流行方式”(同上P65),建设21世纪“海丝”发展战略的提出,正符合时代前进的大趋势。奈斯比特又指出,各国经济的全球化,还“强调文化特点”(同上P75),对此可否这样理解,文化多元化对于全球范围的文化生态犹如生物多样性对于维持物种平衡那样必不可少,因此,文化认同就不只是对本民族,国家基本价值的认同,而且是应当扩大到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互相认同,即由“自认”到“互认”。21世纪“海丝”线长点多、地域广阔、国情不同、文化各异,连着东盟、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等各大经济板块,发展面向南海、太平洋、印度洋的战略经济带,将世界不同国家、文化的97个城市、港口连在一起,但要做到“此路畅通”,更需要一股强大的凝聚力,这股强大的凝聚力,便是超越地域、国别的文化认同。对本国文化的强烈认同,是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精神力量,而民族、国家之间对各自优秀文化的互为认同,却能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又能使21世纪“海丝”沿线成员统一认识、紧密团结,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因此,文化认同是建设21世纪“海丝”的重要纽带,应当在这方面下功夫,以文化“海丝”强化经济“海丝”,保证经济“海丝”畅通无阻、永续作业。
   增强文化认同的支点
   要增强21世纪“海丝”沿线国家之间的文化认同,需要提供给予有力支撑的支点,主要有如下两个。
   要善于表达自己的文化理念和文化主张。
   要达到文化认同,就应当按照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言,除了“各美其美”,即“自认”,展示各自的优秀文化之外,还须“美人之美”,即“互认”,对他国优秀文化的尊重、赞赏,最终才能“美美与共”,即双方文化互为包容、相得益彰,达到“天下大同”的目的。
   在弘扬自己的优秀文化的时候,尤其是作为21世纪“海丝”的发起者,不是妄自尊大、盛气凌人,而是一视同仁、平等待人,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文化理念和主张,让对方深入了解、充分理解以至心悦诚服,正如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等知名人士所言:“国家不论大小、历史不论长短、国力不论强弱,在文化交往和交流方面均享有平等权利”,“反对文化沙文主义和文化歧视”(2004年《甲申文化宣言》)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2014年5月15日,他在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时,一开始就以孔子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朋友到来的愉悦。接着表明,中华民族历来讲求“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每位朋友”,而且“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并特别强调“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要求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要“以诚感人,以情动人,拉近中外人民的距离。”2014年以来的历次外事活动中,习近平都是以“走亲戚”、“交朋友”的方式开展充满人情味的“友情外交”,深刻地阐述中国的文化理念和主张。5月19日,他与蒙古国总统会见时,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5月23日,他与外国专家座谈时明确表示,“不拒众流,方为江海”,中国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加强同世界的“互容、互鉴、互通”。7月4日,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发表重要演讲时特别指出,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深深懂得“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决不会国强称霸,以强凌弱,恃富欺贫。在出席中韩经贸合作论坛时,他又语重心长地寄语中韩企业家“以义为先,以信为重、以诚相待、敢为人先、激流勇进”,共创美好未来。
   2014年11月,习近平前往万里之遥的澳大利亚,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二十一国集团领导人第九次峰会,对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斐济进行国事访问并同太平洋建交岛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在这期间,他又多次引用中华经典词句表达中华民族的文化理念和主张。在澳大利亚,用“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阐明中澳两国虽远隔重洋,但历史和现实的纽带将两国紧紧地连在一起,成为好朋友和战略伙伴。用“以和为贵”,“已所不欲,勿施于人”,阐明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人民绝不会将自己曾经遭受的悲惨经历强加给其他国家和民族。在新西兰,用“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倡导两国携手合作,谱写中新关系发展新篇章,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在斐济,用“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表明中斐双方完全能够将彼此的发展战略对接起来,优势互补,成为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发了伙伴。在与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晤时,则因“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阐明中国愿同各岛国一道努力,求友谊之真,务合作之实,结共赢之果,共圆发展繁荣之梦。2014年11月,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时又明确指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再次强调,我们一定要秉持“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近睦远交,使周边国家更认同、更亲近、更支持。如此明之以言,晓之以理,重之以行,动之以情,使中国更具亲和力和吸引力,国际的“朋友圈”不断扩大。
   要以“有容乃大”的气度促进文化认同。由于文化认同是双向互认的,为此,我们应当以“有容乃大”的气度认同他人的优秀文化,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不是任性地要求别人认同自己,而自己却将别人拒之门外。2015年4月,习总书记访问巴基斯坦的过程中就充分体现这一点。在出访前夕,他在巴基斯坦媒体发表了题为《中巴人民友谊万岁》的著名文章,开头就引用了乌尔都语(该国通用语)的诗句:“朋友的美好形象,就在我心的明镜之中,稍一低头,就能看见”,并真诚地表示:“在我心目中,巴基斯坦就是这样一位好朋友。”“作为好朋友、好兄弟,中文为巴方取得的每一点进步、每一项成就感到由衷高兴。我相信,只要人民齐心协力、团结奋进,就一定能够找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在国家建设事业中取得更大成就,早日实现成为‘亚洲之虎’的梦想。”在巴基斯坦坦议会发表的重要演讲中,盛赞巴基斯坦“这片热土孕育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在近代史上书写了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壮丽诗篇”和“巴基斯坦善良勇敢、自尊自信,有着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民族气质。”同时,以巴基斯坦的“诚信比财富更有用”、中国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说明中巴两国传统文化理念的契合相通。正是对巴基斯坦优秀文化的认同、赞赏,进一步加深了中巴两国的友谊,使两国关系上升到“全天候”,中巴经济走廊也成为“一带一路”的“样板工程”,将这个中心命运共同体打造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典范。史实已经表明,只要互相尊重,互为认同,方能使多元文化与多边贸易“无缝对接”、良性互动,达到和谐共荣的目的,在此以闽南文化(包括潮汕文化)为例简要说明之。古刺桐港泉州由于开放包容,文化多元性的特征甚是明显,仅就宗教文化而言,除了中国本土的道教和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佛教,还有伊斯兰教、景教(古天主教)、印度教、摩尼教、基督教、犹太教、天主教和将某物种当作神来崇拜的拜物教等。佛教的开元寺,印度教的毗湿奴雕象,摩尼教的草庵,伊斯兰教的清净寺和葬有主穆罕默德四大门徒之三贤、四贤的灵山圣墓,景教的八思巴文墓碑等,就成为中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文化交流的佐证,于是,泉州便有“世界宗教博物馆”的雅称。
   文化认同促进了文化交流,文化交流推动了经济发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将中国的指南针、造纸、火药、印刷术及制瓷术等传到日本、印尼、阿拉伯以至欧洲,同时又引进了海外他国的生产技术。据《马又波罗游记》记载,以大规模的制糖业出名的武干(今永春,一说是尤溪),原来的制糖方法粗糙,后来有些巴比伦人到了那里,传授用木灰精制糖的方法,提高了蔗糖质量。泉州出产的优质“刺桐缎”,也是吸收外国先进技术的结果。在农业方面,引进外国优良品种和先进种植技术就更多,其中有传自高丽的高丽菜,使自波斯的波薐菜,传有荷兰的荷兰豆,传自暹罗的茄子;还有蕃薯、番石榴、蕃木瓜、蕃橄榄等“蕃”字头的果树,均传自海外。泉州的对外贸易,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到宋、元代已空前繁荣。当时,到泉州经商、创业和传教、致仕而长期定居的外国人数以万计,主要来自阿拉伯,其次为波斯、印度和印尼、东南亚一带,他们修建的基督教“南泉堂”、“安礼逊图书楼”、锡兰侨民的“世家厝”等旧址至今仍在。外国人还与泉州本地人通婚,其后裔有马、丁、陈、郭、蔡等大姓。鼎盛时期,世界100多个国家、地区的商人汇聚在泉州城南一条约400米长的大街上,与华商交易各种金银珠宝、绸缎布匹、香料药材、茶叶瓷器等,故取名“聚宝街”,使这座古城呈现出“涨潮声中万国商”的盛况,成为当时可与埃及亚历山大港匹敌的“东方第一大港”,元代至元三十的(1292),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随忽必烈大汗的三位专使就是从泉州启航出海,护送阔阔真公主去波斯成婚。
   粤东的汕头打开“汕门”之后,也得海洋文化风气之先,海外的先进科技陆续在这里开花结果,建成了中国第一条由华侨集资修筑的民营铁路——潮汕铁路,创办了电灯公司、电报局、自来水厂、新式织布厂、机器榨油厂,架设起长途电话线路等,使民族工业长足发展,铸就了近代汕头的辉煌。当时,已有英、德、法、俄等9国的远洋轮船先后进入汕头港,年进出港的船舶总吨位仅次于上海、广州。对外贸易也很活跃,与泰国、新加坡、越南、柬埔寨和印尼等国有贸易往来。商业之盛仅次于上海、天津、大连、汉口、胶州、广州,居全国第7位;在华南地区成为仅次于广州的第二大商业城市。由于出现了“商贾云集,万国楼船”的繁荣景象,因此有“百载商埠”之称。
   现代的后起之秀厦门,自1981年设置经济特区之后,不断扩大开放,从湖里的2.5平方公里扩至全岛131平方公,又创办了享受经济特区待遇的海沧、杏林、集美台商投资区。至今,特区面积达1674平方公里,这就大大地拓展与海外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空间,使特区建设产生了质的飞跃。至今,厦门已有8个港口、114个泊位,世界五大洲除非洲须经中转外,其它的亚洲、澳洲、欧洲、美洲基本上可直接通航。厦门国际机场已与110个国家、地区通航。国际直拨电话可达到158个国家、地区。已与80多个国家、地区有贸易往来为厦门成为21世纪“海丝”重要门户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借文化之力扬帆“海丝”
   放眼全球版图,世界经济在“海丝”交汇,而东盟国家是“海丝”的枢纽,有多元、包容的文化,同时又是潮汕籍侨胞的聚居地。据史料记载,宋、元之后,东盟友家就成为潮汕海外移民的首选目标,迁徙至此地的潮籍侨胞,约海外侨胞总数的80%左右,他们遵守侨居国的律法,与当地民众友好相处,很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具有文化认同的良好基础。为此,潮汕地区要深刻国家顶层倡议,把握好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借文化之力,积极投入“海丝”建设,以重振雄风、再创辉煌。
   首先可借“船”前行,即借助已搭就的平台,加快发展自己,这不失为一条事半功倍的捷径。据了解,国家正提速与东盟国家的跨国(境)经贸合作区的建设,其中有马来西亚的马中关丹产业园、柬埔寨的西哈努克经济特区和泰国的罗勇工业园等。这些经贸合作区基础设施配套,有陆、海、空交通网络,高度自由化的市场,劳动力年轻化且成本低,园区由用地成本、标准厂房租金和水、电费低廉,并且没有关税垒垒。而且辐射将建成为面向国、东盟及世界的区域性商贸、物流及加工配送中心。同时,凭籍与中国、日本、新加坡、巴基斯坦、印度等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和相关经济合作协议,复盖总人口达35亿以上的广阔市场,目前已有数家中国大企业入驻。潮汕一些有条件的企业,可根据自己的需要“择巢而入”,利用在那里已经搭建好的平台投资兴业,就可能获更好的效果。
   同时,可促进传统农业美丽转身,走上现代化之路。农业是“国之重器”,依然是“朝阳产业”。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就强调农业产推行绿色生产房补,强化科技创新,发展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潮汕农业,到了宋代就相当繁荣,“种田如绣花”的精耕细作已开始形成,一直延续至今并闻名海内外,这一优势不要轻易放弃,而应通过改变因有理念、采用先进技术、管理,使传统农业实现现代化。而位于西亚为“一带一路”所涵盖的以色列,沙漠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67%,剩下的土地还不全是可耕地,没有潮汕的面积大,由于兴修水利,采用滴灌系统、水肥一体化施用和电脑控制的现代化节水、栽培技术,使“沙漠之国”变成了“粮果之乡”,农业成为以色列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支柱,每年生产的蔬菜、瓜果、花卉等有机农产品大量出口欧洲;鸡的产蛋量和牛的产奶量在世界也名列前茅。我国已与以色列签署了加强农业合作行动计划;2015年,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筹)和中以(汕头)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正式启动。有着良好农业基础的潮汕可以此为契机,主要报请中央和省有关部门,寻求与以色列合作,由我方在潮汕划出一个片区,共建包括发展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的“绿色农业园区”,引进以色列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一个试验区。并以此为基础,引导当地农民通过土地合理流转相对集中,兴办“绿色庄园”,推广优良种子、种苗和先进种植栽培技术,如滴灌、无土的水栽培、塑料大棚等,实现工厂化生产蔬菜、水产、食用菌等有机农产品,再通过“互联网+”了解市场需求、拓展销售渠道。同时,在庄园内种植当特色的花木、果树,配套餐厅、茶室、农舍,构成优美、淳朴的生态环境,为旅游增添一处胜地。
   还有就是增强“聚血”功能,为潮汕挺进“海丝”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现代经济从本质上讲就是金融经济,因为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液”。为此,我国参与的金砖国家经济体成立时,就着手筹办新发展银行;“一带一路”建设启动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随之诞生。基础条件相当好的潮汕,可以创办“南洋银行”,以增强“聚血”功能,服务“海丝”建设。主要依据如下:
   其一,有雄厚的资源。在“福布斯”海外华人百强中,有19位是潮汕籍。海外华人的数万亿财富中,60%属潮汕籍。同时,拥有一批潮汕籍的金融精英,在收入《潮商人物》的数十位精英中,除上述陈弼臣家庭的盘谷银行之外,还有黉利家族的黉利银行,郑午楼与余子亮、郑明如等的京华银行,连瀛洲的华联银行。他们都是南洋银行界的佼佼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其二,有良好的基础。近代汕头金融业发达,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汕头埠首家商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汕头分行建立。随后,日本台湾银行、英国汇丰银行、大清银行先后在汕头设立分行或办事处。据统计,至1936年,已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广东省银行等在汕头建立分支机构,还有民间金融汇兑58家,收找业256家,侨批局55家,金融业务网络涵盖上海、香港、及华南沿海数省市地区,在广东省业务量仅次于省会广州。
   其三,有先例可参照。2004年8月,浙商银行正式开业,注册资本100亿元,提出了“在学习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领先,在领先中逐步做强”的努力方向。2005年12月,徽商银行正式成立,2013年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交易,净募集资金85亿多港元,目前已拥有199个机构,复盖全部16个省辖市和江苏南京,在被英国《银行家》杂志评为2012年全球千家大银行中,排名第305位。2009年2月,晋商银行问世,提出“厚德永续,源远流长”和“汇通天下,共铸伟业”的目标。
   特别指出的是,1993年任全国工商联主席的经叔平早就提出,金融体制改革后,可以考虑成立民办商业银行,完全纳入中央银行管理的商业银行规范。2013年6月,国家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陆家嘴论坛上明确宣布,允许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入股和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等等,这又是一次难得的机遇。现在,名扬天下的三大商帮,只剩潮商尚未成立自己的银行,因此,再也不能让这次机遇擦肩而过。根据汕头商业银行的经验教训,可由海外潮商发起、本土潮商参与,创办由他们自主集资、自主筹办、自主决策、自主经营、自主管理、自担风险的“南洋银行”,总部可设在潮汕,政府只按《银行法》进行管理。不直接插手干预。当今,互联网革命已波及各领域,互联网金融已成金融业的新生态,马云推出“余额宝”存款业务之后,新浪便出“微银行”,全面进军支付业务,抢占理财市场。去年,腾讯作为大股东的“微众银行”也已经开业,而阿里巴巴主导的浙江网商行呼之欲出。为此,假如要创办“南洋银行”,就应当与时俱进,突破传统模式,与互联网接轨,除创办实体银行外,还可与网络商联手开设网上“南洋银行”。
   王炜中
   摘自2017年第2期(总第55期)《潮学通讯》
  
(发表日期:2018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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