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峰来自泉州说

内容摘要:大峰是两宋之交建造广东潮阳和平桥的闽地高僧,也是近代以来潮汕善堂文化的精神源头,大峰精神对构建潮汕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根据元代徐来《报德堂记》,并结合古和平桥的形制,对和平桥的建造过程、技术等方面进行论证,大峰应来自福建泉州地区,大峰建桥除了慈悲、慈善等意义外,还具有古代科技史和区域文化交流史等重要意义。
   关键词:大峰和平桥泉州睡木沉基
  
   谈到潮汕佛教,多年以前坊间就用了一个短语来概括:“两大一开”。所谓“两大”,指的唐代高僧大颠和宋代高僧大峰,“一开”即粤东首刹潮州开元寺。从这个看似简单的概括中,就能见出大峰在潮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如果再作个类比的话,大颠、大峰之于潮汕,正如三平、清水大师之于闽南,大峰正如清水大师式的人物。那么,大峰是何许人,能在潮汕文化中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
   一、绪说:大峰•潮阳和平桥•潮汕善堂
   在潮汕大地上,有一条江,它发源于普宁市大南山麓,流经池尾、流沙和潮阳的司马浦、和平等镇,出牛角石和莲花峰之间,最后注入海门湾,这就是潮汕四大江之一的练江。练江干流大部流经平原区,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海门湾拦海大闸桥尚未建成,每当洪水暴发时,江水汇集快,宣泄慢,极易泛滥成灾。
   潮阳历史上处于连接揭阳与海阳的交通要衢,潮阳县西南的和平里(现为和平镇),宋代就是所谓“民居繁庶,往来络绎,文邑之乡”,既是人烟稠密,经济繁荣之地,又是交通要冲,连接三县、上通闽省、下接海丰的主干公路从这里经过,而练江却在这里把公路割成两截。北宋政和六年(1116),释大峰由福建来到潮阳,见练江深广,波涛湍急,岸边虽有渡船,而遇到洪水暴发时,不是无法过渡,就是有翻船落水的危险,当地居民以及闽粤两省的行商旅客无不以江水阻隔为苦。他看在眼中,悲在心里,于是发下宏大誓愿,要在这里兴建一座石桥,普渡众生。
   自政和六年(1116)到潮阳,至建炎丁未(1127)卒,共计12年时间,大峰从募化资金,勘察设计,组织工程到建桥施工,几乎凭一已之力建成和平桥。他完成了十六间桥洞的建筑,只剩下南北接岸的两间还未完成,却因呕心沥血,操劳过度,不幸圆寂了。余下两间,到了绍兴癸酉(1153)由乡人蔡贡元出资建成,这样,和平桥终于全部完工。
   建成后的和平桥全长为30余丈,宽一丈。是为潮汕地区当时除潮州广济桥外第二大桥,车马行人,终成通衢。大峰逝世后,大家就把他葬在练江东岸中寨乡铺后山上,让大峰永远相伴他一手创建的大桥;当地民众还给他私谥了个“忠国大师”的号,所以此墓也称为“宋大峰忠国大师墓”。该墓宋代以来多次修茸,1981年再次修茸时发现古碑,“宋大峰忠国大师墓碑”,现竖于南侧距墓葬50米处碑亭内,上下款小字署“洪武戊辰修,顺治戊戌年腊月法孙寂空、寂恩重修。”字样[1]。不仅如此,乡人又为了永远念恩报德,在桥西不远处还建起一座祠堂来祭祀他,名字就叫“报德堂”(图一),堂上供奉大峰德相(图二),供乡民拜祭。最迟明代以后报德堂发展成寺院,有僧人住持。堂内现存有康熙庚子年(1720)碑记及乾隆乙丑年(1746)碑记均可证实。此堂虽然代有隆替,却未完全湮没,一直维持到今天。现在于324国道和平路段北侧已建成大峰风景区,以大峰祖师亭(图三)为主轴线,建造了庞大的景观群,面积达2.6平方公里。
   表面看来,大峰毕一生之力只建造一座桥,似乎不能与清水大师、道询等闽南高僧动辄建桥数座、十数座的贡献相提并论,其实,考虑到大峰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外地僧人,能在陌生的异乡建造这么一座中等规模的桥梁,比在家乡建桥,有乡人鼎力襄赞支持,不难想象其难度要大得多。也正因为这种真正实践佛教菩萨行的精神,历代潮人对他感恩戴德,一直延续到当代。
   2013年8月11日,由汕头市潮阳区委、中国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广州金生江水文化传播公司出品,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张蠡执导的电影《风雨和平桥》(又名《大峰祖师》)正式开拍。许还山、俞灏明、安贞京等众多实力演员加盟,并在2014年9月5日全国公映。把世代流传于潮汕大地关于大峰的民间叙事转换为文学叙事,通过大众传媒的精彩演绎,产生了更加广泛的影响。
   大峰对潮人的意义远超出建造一座桥,他还是近代以来潮汕善堂文化的精神源头。大峰所昭示的菩萨精神一直为潮人所膜拜,800年多年来从未中断过。在这一过程中,大峰逐渐被神祇化,也即是从高僧到神僧的转化。民间一直流行着多种关于他的传说[2]。作为神格化的大峰最终与潮汕著名的慈善组织——善堂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潮阳民间,平时乡民消灾延寿,祈求平安时,大峰便与佛菩萨一样,业已成为膜拜的对象;而在更大的天灾人祸来临时,大峰便像神祇一样被抬了出来,消弭厄难,保佑人民。从潮汕有关善堂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中可以了解到,潮汕近代善堂大规模建立,实乃发端于同治、光绪年间的潮阳县[3],发端于潮阳民众对大峰祖师的崇拜。
   从同、光年间开始,潮汕各地善堂越建越多,至民国进入一个全盛时期。全盛时期(20世纪20-40年代)全潮汕善堂善社曾达到500多间[4]。就其数量而言,已经远远超过全境寺院数量。1950年以后,潮汕善堂及其附属机构由政府接管,变成学校、部门单位等,善堂组织解散,活动中止。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潮汕各善堂先后修缮复建,重新开展活动,善堂发展十分迅速。在不到10年里,至1989年潮汕地区已重现250间,1996年约有300间[5];2004年善堂数增加至350-400之间[6]。近年来潮汕善堂的复建和创建的数目仍在增加,善堂的数量几乎接近于民国全盛时期。
   不仅如此,善堂文化还传播到东南亚一带。自1896年大峰祖师金身由祖籍潮阳和平的华侨马润先生迎请至暹罗供奉开始[7],当地华侨的祖师崇拜日见兴盛,当地侨领郑智勇先生以大峰祖师为号召,组设以慈善为宗旨的泰国报德善堂[8],经几代人的努力,逐渐发展成为当地最大的公益慈善机构。现如今在东南亚新马泰等国都有潮汕善堂分布,潮汕善堂文化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并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意义十分深远。
   潮汕善堂的建立和发展与大峰崇拜密切相关,僧人大峰慈悲喜舍的崇高行业与潮人的感恩报德,一同构成了潮汕善堂文化的精神源头,转化为一种服务现实社会人生的文化资源,为粤东地区以及海外慈善团体所继承利用,并发扬光大,做出一番波澜壮阔的伟业,这才是其极其难能可贵之处。
   二、正论:大峰来自泉州
   然而,这样一位深受海内外信众崇拜的宋代高僧,其俗家姓名、生平、出身,籍贯何处等问题,却语焉不详。最早也是唯一的记载大峰建桥事迹的史料是元代惠州路总管府从官徐来《报德堂记》[9],除大峰建桥一段外,就没有任何关于其上述问题的记载。这篇作于大峰逝世200多年后的文献,其中说到“至正庚寅(1350),里士许□、董仲元集乡老相议,惧夫愈久而终于湮灭,遂请记于予”,说明大峰造桥在当地乡民中没齿不忘而代代相传,此《记》根据乡老的口述写成,自可看作是非常接近事实真相的史料。乡民们对大峰造桥过程讲述较为详细,反倒把大峰的生平出处给忘了。
   但现在潮汕坊间关于大峰的生平出处却记叙得有模有样,例如“释大峰诞生于宋宝元二年,相传俗姓林,名灵噩,字通叟,浙江温州人,进士出身,因不满朝政腐败而弃官削发。”[10],这种观点在潮汕似乎已成定案,以致《大峰祖师》电影剧本也如此这般演绎。其实,这并非潮汕本地学者的杜撰,而是上世纪90年代从海外“引进”的。其源头就是泰国。
   上世纪50年代陈振泰发表于泰国华文报纸的《宋大峰祖师史话》称:“高僧大峰,俗姓林,逸其名。以进士第,授浙江绍兴县令,弃官逃禅。”该文后来转载于泰国华侨报德善堂1958-1961的堂务报告书上[11]。20世纪90年代以后,潮阳和平报德善堂受其影响,又更具体化为:“大峰者,来之闽地也,俗姓林,名灵噩。宋宝元二年(1039),诞于豪门,幼性聪颖……金榜题名,列位进士”[12]。林悟殊先生认为,这些最初对大峰祖师姓名、里氏、出身、生平的叙述,出自20世纪40年代盛行于潮汕的扶乩文字[13]。但也有可能出自海外善堂或德教会的乩文[14]。不过,这些扶乩文字在潮汕本地20世纪90年代以前从未流传,所以只能是20世纪90年代后从海外引进的。以上关于大峰生平的叙述,只能看作是近现代以来潮汕及海外善堂对自身历史的重构和统一的一种叙事策略,作为宗教信仰以及民间叙事也未尝不可,却未可作为信史。
   从科学态度上讲,关于大峰的俗家姓名、籍贯、出身等问题,除非有新史料的发现,不然永远将付诸阙疑。所以本文回避大峰生平、籍贯等,只讨论其来自何方这一问题,并希望从中挖掘大峰及其建桥的新价值和新意义。
   我们所利用的主要是两个资料,一是唯一的最早的史料即徐来《报德堂记》,二是有关古和平桥形制的研究资料。
   (一)《报德堂记》的细读分析
   此《记》尽管非常简短,却包含了诸多很有用的信息,尚未见有学者具体揭橥。首先从大峰去来的角度上看,《报德堂记》已经初显端倪。“宋宣和丙申[15],浮屠氏大峰师祖,始自闽来”。下文又说“宣和癸卯,师祖载施钱归闽”、“建康丁未,越五载,师祖航海而来”。这说明大峰来自福建或浙江沿海地带。那么会是哪个地方?有人说大峰是“浙江温州人”,据说2009年潮阳大峰风景区和报德古堂的理事们专程前往浙江温州实地考察,其结果不了了之[16]。照我们看来,自然福建尤其闽南地区的泉州更有可能,其地理上较浙江距潮汕地区为近。别忘了,大峰回来时是带着一个庞大的船队来的,“糗粻、木石、工用毕至”,温州和泉州都是港口没错,但温州比泉州足足远了一倍多海程,其海程的惊险艰难程度与运输费用肯定也将翻倍。所以,大峰从泉州来的可能性要合理得多。
   其次,大峰募化建桥资金是在潮阳当地。“于是遂募众资,期底于成。……宣和癸卯,师祖载施钱归闽”。这就牵涉到一个语言交流的问题。大峰能够在潮阳当地募化,说明他不是一般地懂得当地方言,而是交流完全没有问题。不然,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外地僧人,要募化小笔钱财以谋生计是可以的,但要劝募建桥的这么一大笔资金,除非没有语言的隔阂,拉近与施主之间的距离,增加民众的信任度,才能做到。闽南地区宋代移民潮汕甚夥,两地语言、习俗极相接近,大峰来到潮汕就像在故乡一样,从而大大提高他募化资金的效率,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大峰是一位伟大的造桥僧,只要顺着这一思路去探讨,似不难得出他来自泉州这一结论。
   宋代兴起了一股造桥热,尤其是江南各路,因为水系发达,造桥关乎国计民生,自不须多说。更与当时人口的增多和经济的南移,商贸发达,国内经济腾飞,与海外贸易的刺激有关。葛金芳在《南宋桥梁数量、类型与造桥技术述略》一文提到,造桥热在两浙和福建路表现得最为显明。他根据方志汇总,南宋江苏新建重建75座,浙江(不包括临安府)83座,福建路没有全面统计,但重点提到泉州地区,他引用徐光裕《宋元时代泉州桥梁之研究》中的《宋元时代泉州桥梁修建表》,得出北宋15座上下,南宋30座,共45座以上的结论[17]。这便给出一个基本视界,泉州宋代造桥极为兴盛。其实建桥数量远不止此数,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庄景辉,作为本土学者其对泉州桥梁的研究更加深入细致,其在《论宋代泉州的石桥建筑》统计出的数量达139座,则远远超出葛文中的统计,尤其点明南宋绍兴年间为造桥高峰。并总结道:“象泉州这样多造桥、造快桥、造大桥、造长桥的盛况,可以在我国乃至世界桥梁史上都是罕见的,因此古人曾有‘闽中桥梁甲天下’之誉”[18]。
   而对于僧人参与造桥这一令人瞩目的现象,也都引起学者的广泛注意。上述葛金芳文即提到学界方豪、李玉昆、茅以升、程文裕、杨方新等对此现象的阐发和表彰,据笔者所知,对此深有研究的尚有庄景辉、陈鹏、吴幼雄等闽南本地学者;而在提到僧人造桥这一现象时,无不提及泉州僧人,或重点篇幅予以论及,甚至以专文论述;尽管宋代的两浙、江西、湖南等地都有僧人参与造桥,福建最为普遍,全路各州府都有僧人参与造桥,但泉州僧人可谓独占螯头,最为热衷,这几乎是学界的共识。
   那么,宋代泉州僧人造桥所占比例如何?不同文章因为所占有的资料的不同,结论也略有不同。从福建全境僧人造桥比例看,杨文新考察得出,福建全境僧人造桥共127座,其中泉州47座[19],占了三分之一多;从泉州地区僧俗造桥比例看,庄景辉则认为泉州全境共建139座大中型石桥,其中由僧人参与修建的达43座[20],僧人造桥也占总数近三分之一。
   由此我们可得出结论,宋代福建路造桥数量全国居首,而泉州僧人造桥数量又在各路、府僧界为最多。“据统计,宋代泉州有31名僧人参与石桥的建造工程”,其中晋江县僧人造桥成绩尤为突出,“在52座宋建石桥中,有23座是僧人修建的”[21]。泉州僧人当中如道询、祖派、守静、义波、清水大师等的建桥事迹和贡献被载入史册,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
   稍为遗憾的是,我们在泉州各方面资料中暂时找不到大峰其人其事,但结合《报德堂记》来看,大峰应该是的泉州造桥僧中的一员。此前必参与协助建造过一些大中型桥梁,或主持一些小型桥梁的建造。
   学者认为,宋代泉州僧人参与造桥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为桥梁建造提供设计方案;二是为桥梁的建造募捐;三是参与桥梁建造的具体工程的监督和管理[22],并展开具体阐述。在区区不足400字的《报德堂记》的描述中,大峰几乎三者兼具。
   从《报德堂记》中看,大峰是一个富有经验的桥梁建筑师,整个建桥工程他都了如指掌,并有条不紊地付诸实施。他的建桥过程共分为四个阶段:工程测量与设计、资金预算与募化、组织人工和采购材料、具体施工。
   首先是工程测量与设计。从“于是度水之浅深高下,计石木若干,独运诸心,不喻于人。宣和癸卯,师祖载钱归闽,人尽讶之。至建康丁未,越五载,师祖航海而来,糗粻、木石、工用毕至”这段描述中,说明他首先考察了练江地形,研究江水流速、深浅,包括选定桥址;然后结合实际情况设计桥梁的基本形制,如长度、跨度、宽度、材质、桥墩形状等等。这些虽然没有在文字中直接体现出来,但从他回来时一次性带来整个建筑团队以及粮食、木石建材等中,已经说明他早已在心中设计出了整座石桥的建筑蓝图了。
   其次是资金预算与募化。他要根据整个造桥工程量去测算出所需木石材料、工量、人工数、工期等,以及所产生的各项费用,才能一次性地从福建带来整个建筑团队以及粮食、木石建材等,如果不是精于资金预算,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不然,募化得少了,桥梁工程就不能完成。必须提到的是,在整个建桥过程的12年间(政和丙申至建炎丁未),从政和丙申(1116)开始至宣和癸卯(1123)载钱归闽,募化资金所占时间最多,共7年整,若除去勘察设计占半年的话,则募化时间长达6年半!
   组织人工和采购材料,这是他在回福建完成的。“越五载”者,实际用了4年多时间。至于具体施工建造过程则不到1年。因为前期的各项准备工作进行顺利,所以施工过程非常迅速。“不逾年,而桥成十六间。唯南北距岸两间未获尽完”。大峰是整个建筑工程的总指挥,参与桥梁建造的具体工程的监督,这是毫无疑问的。
   民间有个传说,说大峰建造桥墩时,到龙王庙和城隍庙烧了牒文,因此在七日内没有涨潮,桥墩很快就造好了[23]。这个传说,自然是反映了民众对大峰慈悲济世的大雄大力的高度崇敬,而把他神化了;事实却反映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一条洪流湍急的大江上施工,工程居然能完成得这么快,大峰的筹措策划实在是非常高明。大峰若非来自富于造桥工程经验的先进地区,特别是僧人造桥特盛的泉州地区,这是不可想象的。
   以上讨论的是作为造桥僧大峰。此外,我们还能从“师祖航海而来,糗粻、木石、工用毕至”及“不逾年而桥成十六间”这两个简短的句子得到其它什么信息?首先是工程团队的专业化,这些被大峰聘请同来的建桥团队必是长期从事此项工作、经验丰富、工种协调性强的团队,造桥效率奇高;其次是建筑合成的“模块化”,那些松木、石料等建材也已经打制成型或基本成型,成为了建筑预制件了的,一旦运到即可架设构筑,即类似于今天的“模块化”设计与拼装,这样桥梁才能在短时间内基本建成,也正是学者所言的“造快桥”,此若非来自一个有深厚的桥梁建筑基础、分工协作关系相当成熟的地方所不能;最后,是运输的航海化,这些人工尤其体量沉重庞大的建材都是通过海运而来的,出发点应该有一个大型的出海港口等。所有这些信息均指向一个地区,那就是泉州。
   (二)和平桥形制及其造桥技术
   据康熙《潮阳县志》可知,和平桥历史上多次重修[24],这些重修似都未改变桥的原貌。但我们现在所见的是民国19年(1930)由“兴记公司”[25](图四)改造了的公路桥,一座钢筋混凝土公路桥(图五、图六)。原来的桥墩被钢筋混凝土包裹,桥墩也以钢筋混凝土升高,桥面加宽,桥面石也自然全部换掉,成为了水泥路面;桥两岸的石砌的台阶也被填平,几乎看不到一丝古桥的痕迹。若非矗立在两岸桥头的多块石碑的提醒,我们完全看不出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桥了。现和平桥虽不再作为公路桥使用,但仍为和平镇两岸居民的出行提供便利。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直接从桥梁本身去研究其形制和建造技术,只能通过有限的文字资料来加以了解了。
   1985年编撰的《潮阳县文物志》有对和平古桥原貌的描述,非常重要,摘抄如下:
   原和平桥属石木结构,桥最高墩头为15米,最低为13米。墩基用松木条构筑,每条长2米,直径15.18厘米,横直叠成1米左右,然后在松木墩基上,垒叠石头,每块长为1.5米至2米,以菱形垒叠。桥面架以平板石,每孔5块石,每块石长7.5米至8米,宽0.9米,厚0.75米。桥面两边用三合土筑成栏墙,栏墙每隔4米左右有圆形栏柱,边成三合土栏杆。桥的东西两端用石板条砌成台阶,东面九级,西面七级。桥东面原有一栋用石头和三合土建成的城楼式驿馆。在高处向下看时,此桥是一直线建筑物,从水平侧面看去,桥孔之间的墩头都有错落,形成曲线,加上墩头采用菱形,这对涨落潮水的冲力起了分解的作用。[26]
   讲的就是1930年以前的和平桥。这大概是描述和平古桥的形制仅有的一段文字,《潮阳文物志》并无标明出处,我们猜测引用的是上述民国“兴记公司”的工程师的研究资料,是他们在重修和平桥前记录下了古桥原有的形制,但有关这方面的其它技术资料已无从查考。
   这里引人注意的有3点,一是木石结构的桥墩,二是桥面石的尺寸,三是桥墩呈菱形。桥墩形状为菱形是为了减少江水潮汐对桥墩的冲击,是许多古桥基本形制,我们不加讨论。
   古桥为石木结构,是说下边是木,上边是石,“墩基用松木条构筑,每条长2米,直径15.18厘米,横直叠成1米左右,然后在松木墩基上,垒叠石头”,这里讲的是桥墩基础的构筑。这便是学者们研究泉州石桥建筑中反复提到的、大名鼎鼎的技术创新——“睡木沉基”。
   庄景辉在提到宋代泉州石桥建筑技术主要有五个方面的成就,其中之一就是“睡木沉基”的创造。并以建于南宋绍兴八年(1138)安平桥为例,描述了这种在当时来说先进的桥墩筑法。“用几层纵横交错编成的木筏固定在筑墩处的水面,在木筏上垒筑墩石,随着墩石逐层加高,木筏渐渐下沉到江底,最后奠定桥墩基础。这种方法既简便又省工省料(按:造桥桥墩最难最费时,采取这种方法也是和平桥建造效率高、速度快的原因之一)。”[27]陈鹏论及建于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的南安金鸡桥,在1965年发现“睡木”桥基的实物,并引用在场工作者的记录:“查旧桥墩之拆卸自上而下,层层卸石,石尽见底,即发现巨大松木二层纵横层叠,作为卧樁。……可知当时奠基时,松木即排放于沙上,纵横叠妥后,桥墩即叠砌而上。”陈鹏1980年参与安平桥的考古发掘工作,发现安平桥部分桥墩也采用了“睡木沉基”,并发现用此方法的桥墩较原有的“筏形基础”构筑法要好,能减少倾斜和下沉情况,所以南宋时期泉州桥梁未再采用“筏形基础”构筑法,而多采用“睡木沉基”;他同时还提到有好事者就石笋桥、顺济桥的桥墩底下也摸到了木头,估计这也是睡木[28]。
   这种桥墩筑基法充分展现了宋代泉州桥梁工人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当代研究者的高度赞誉,认为是“泉州宋代桥基工程中的又一次的可贵创造”[29]。
   以上所提到的采用“睡木沉基”法建造的泉州石桥,年代全在南宋绍兴年间以后,而潮阳和平桥则建于两宋之交。如果《报德堂记》所记载的建桥年代没有差讹的话,那么结论将是非常耐人寻味的——“睡木沉基”法可能是一闽地僧人在潮汕地区率先运用,并推广到泉州地区。退一步讲,和平桥建桥年代实际上稍后,那也是先进的泉州桥墩建造技术的最及时运用。不管是那种情形,都有力地证明了和平桥与泉州石桥建造技术的直接关联性。
   和平桥桥面石的尺寸巨大。“每块石长7.5米至8米,宽0.9米,厚0.75米”。我们可持与泉州洛阳桥和安平桥面石作个比较。“洛阳桥桥板,1993年大修实测,最大长11米,宽0.98米,厚0.8米;安平桥桥板,1980年大修时实测,长8~11.2米,宽0.4~0.8米,厚0.34~0.82米。……每条石板重数吨,甚至10来吨。”[30]则和平桥石长略短于洛阳桥和安平桥,但宽、厚与洛阳桥差不多,又略大于安平桥;也就是说,其桥面石形制几可与两座著名桥梁相媲美。现有实物为证:和平桥东桥头一侧就卧着仅存的一条桥面平板石(图七、图八),被作为栏杆用,长8.5米,宽、高0.65米,符合资料中的记述。这种巨形石料在潮汕地区极为罕见,在宋代更是绝无仅有。它不是本地所产,而是大峰用船运来的。其开采地点仍然是泉州。
   “泉州石桥多为石墩石梁桥,全桥从基础至桥墩,再到桥面,都用较长而大的条石和石板砌成。”[31]。据金大钧先生研究,建造大中型石桥需要尺寸巨大的石材,南宋闽南石工们已摸索出一条简便的石材切割法,即首先在选好的巨石上准确辨认岩石的走向和纹理,找出适于开凿的分割面,用墨斗弹出一条分割线,再沿这条分割线用石钻打出一排约五六寸深的孔眼,塞进短而粗的铁锲,对铁锲作轮番敲击,使其均匀地向石头深处钻进。不多时一块很厚的石头就从母体中从顶部到底端被劈裂开来,劈面平整,略作加工即可用于桥梁工程了[32]。石梁之巨者,以改建于嘉熙元年(1237)的漳州虎渡桥为最,最大的石梁长23.7米,宽1.7米,高1.9米,重达200吨。
   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和平桥这条桥面石,正出自中国石材石雕之乡的泉州石匠之手。
   三、余论
   古代潮泉两地关系之密切,前人多有论述,如从移民角度[33],官吏互为异地任职[34]以及从戏剧文学譬如《荔镜记》等角度去阐发。若以上论证倘算成立,大峰来自于闽南泉州,由其建造的和平桥900百年来,为练江两岸民众的交通提供了极大便利,促进了地区的经济发展,则大峰建桥的意义又将得到进一步富赡和提升:从古代科技工程史上看,是古代先进发达的泉州桥梁工程又一生动例证;从科技文化交流史上看,又是古代泉州向周边地区尤其潮汕地区的科技和文化输出的生动见证。
   补:行文至结尾,在查阅上述相关论述潮泉关系论著时,方发现谢重光教授在其大作《宋代潮州主要从福建接受外来文化说》(《潮学研究》第6期,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已对和平桥的建造者有所述及,谢文认为“宋代潮州所建桥梁,以潮阳县和平乡和平桥和州城横跨韩江之广济桥规模最大,也最重要,而两桥之建,都与闽籍人士有甚深之关系”,可谓孤明先发,在此不可不提。
   参考文献
  
   □郑群辉
   摘自2017年第1期(总第54期)《潮学通讯》
  
(发表日期:2017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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